随着海尔等大型制造型企业纷纷把机器人纳入员工体系,机器人加入智能制造流程势不可挡。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2012年以来,富士康也开启了包括机器人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转变,但时至今日,富士康的多数转型措施依然难见成效。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富士康正准备在内地招收10万工人为即将上市的iPhone6赶工。 这个新闻再次让业界议论纷纷。 媒体对富士康的种种讨论,大都基于富士康当前仍无法摆脱对代工生产业务的依赖,尤其是苹果业务。 但是他们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富士康生产厂在各个地方政府享受到的优惠政策。2014年初郭台铭曾公开表示,即使富士康的机械智能化水平上升,在内地,富士康至少也会保持一百万员工的数量,“这是我们最低的数值”。
这与富士康的扩张模式分不开。因为成本驱动,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渗透与扩张,每一次都追随着政策优惠的程度。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不断追逐具有更多利润空间的“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给予的政策优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约2500元人民币,而内地的作业员则是每月500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5倍。同时,台湾经济起飞,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广大,各地政府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放宽至“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税,后5年的税只要一半,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 富士康在大陆依次迁徙的每个节点,都恰好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整体经济发展路径———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先东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内陆。目前鸿海大陆子公司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区: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为核心,辅以东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华南片区,该区域目前涵盖了大部分3C产品及其配件的研发、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为核心,辅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长三角城市圈的华东片区,该区域以便携式电脑及其元件的生产制造为主业;三是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烟台为核心,辅以晋城、廊坊、大连、天津、秦皇岛、营口等环渤海城市片区,该区域主要以手机等移动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备,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研发制造为主;四为始于新旧世纪交替到如今,以太原、武汉为核心,辅以晋城、重庆、成都、河南、湖南等内陆片区,主要针对内需市场的研发和生产。 富士康所到之处,也见证了中国从沿海到内陆地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发展冲动。 这一切,都是在走台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过的路。 相比于沿海城市,中国内地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土地、税收、用水、用电、供暖等配套和劳动力供给,是它们能够给予富士康的全部。拿河南来说,其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土地出让金额也都相对较低。 再次,相对于沿海地区打工人员的维权意识普遍高于内陆,内陆廉价劳动力可有效降低富士康的用工成本,同时,富士康也会为地方政府带来可观的税收和就业,这是一种双赢。 企业的产业升级和地方经济急于摆脱落后,都是燃眉之急,互相需要。 只是,这种模式的发展之路也到了转弯的时候。 拿着优惠待遇,曾经也给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少纳税贡献。问题是,近年来富士康规模的迅速扩张并未给其带来利润的合理增长。报导显示,2013年,富士康的营业利润只有可怜的3%,2013年营收增长0.8%,远低于2012年的12.4%。富士康的贡献,在人力成本上升、自动化生产成为趋势的大形势下也变得难以维持。 那么贡献去了哪里?去了苹果那里。据彭博社搜集到的数据显示,2007年6月iPhone首次上市以来,富士康的利润范围便开始收窄。第一部iPhone 2007 年面世时,富士康边际利润仍有5.4%,5年过去,边际利润已减逾一半,只有2.4%。在此期间,苹果的利润率则增长了一倍以上。 作为代工企业,单靠工人、政策的成本优势来维持难以持续,何况连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增速都在放缓。即便是启动了机器人计划,也仅仅是生产线上的转型,不能解决“内火”。开发自有品牌的手机,只是内急的外在泄露。转变商业模式,等不得。虽然与客户有冲突,富士康却不能停止尝试。因此,尽管外面议论纷纷,富士康的转型之路,还是得坚定地走下去。
点评:
郭台铭等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