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姆.尼克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出生于黎巴嫩一处叫黎凡特的地方,那里曾孕育了宗教、先知、哲学家。诗歌、格言、警句,传递着人类早期的智慧。
当时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的人们,敬畏上帝与自然,相信命运,相信未知,在这种对未知的敬畏中,形成了自己对在世的把所握,并且追求节制、优雅、高贵。
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西方文明,将科学主义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在自然科学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展,尤其是物理学所达到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科学主义也征服了有关人文与社会的学科,尤以经济学为甚。从马歇尔开始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这是一个经济学披上科学外衣的进程。而金融市场的“有效”说,也把以人为主体的经济、市场与金融活动,简化成一个个数学模型。但这样一个被各种各样的分析与预测的公式装扮起来的金融市场,近些年来却面临着一次又一次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破坏大,一次比一次更加超出分析和预测的范围。
你知道的越多,你所面临的无知越多。而更可怕的,可能是你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尤其是在人类知识加速发展及动荡并存的时期,对基本方向的质疑与反思,成为不可或缺的声音。
塔勒布在其经典的《黑天鹅》讽刺了柏拉图式的思维在当代所有人类活动领域——经济、金融、文化、政治——中的傲慢。他毫不留情地挖苦那些从事人文精神研究与思考社会现象的思想家、学者,他们纷纷向当代所谓的“专家”转型,无非是对科学主义的谄媚。
塔勒布用常识说破了在日益复杂化的体系之内,对这个体系的演化方向做出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台球桌上的三只彩球之间相互碰撞而导致的运动变化,是不可能精确把握的,更何况在经济与市场中我们面对的主体是活人。预测是不可能的,专家们就采取简化(如经济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假定其他变量不变,而只研究一对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模型化(从最初级用以往的数据来线性地推导未来的发展趋势,到伪数学家主宰的经济学、直至金融衍生产品,其背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
在希腊神话中,主人普罗克鲁斯忒斯“强制性邀请”他的客人躺在他的铁床上,然后通过截断他们肢体使客人的身长与床相适应。塔勒布说:“我们人类在有限认知和无法观测、无法看到和了解的事物面前,为化解压力,便将生活和世界硬生生地塞入我们囫囵吞枣似的概念和以偏概全的范畴之中,使用特殊用途的词汇,以及先入为的描述,这种做法此时便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后果。”
经济学家为了使其体系更加“科学”,假设了人是理性的这一个前提。但塔勒布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前提是错误的,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也是错误的,这相当于在动摇统治商学院和华尔街半个世纪之久的理论基础。 从金融世界到虚拟世界,数据与信息的涌现,正以远远超出个人能理解与消化的速度膨胀着,接受更多的信息已经并不意味着更聪明,而被信息所带来的混乱所淹没,可能产生更多的傻瓜(塔勒布用的sucker听起来更加传神 )。 如果我可以同塔勒布更深刻地讨论的话,一定会提出数字化与新现实的问题。现实正在数字化,而当越来越多的编程技术和数据处理能力,声称可以驾驭“大数据”时,他所鄙视的用数据来理解现实、再造现实、甚至规定现实未来进化的方向,可能正在硅谷被密谋着。他会继续质疑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吗?如何质疑?人类正在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数字化的现实,凯文凯利预言,人类所有个体的智慧正在形成一个“大云”,自称为一个漫游者并且拒绝媒体的塔勒布,听到这话会甘休吗? 不会的。 塔勒布没有止步于《黑天鹅》,而是推出了《普罗克鲁斯忒斯的铁床》。塔勒布在《黑天鹅》中,以一种非常人文和优雅的方式,重点揭开科学主义的各种谬误——这本书出版时,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前夜。而《铁床》问世时,整个西方从美国到欧洲都经历了金融危机的肆虐。他可以更有信心地深入到当代文明——建立在人类知识演进中一系列谬误之上——的深层,去揭露其更加荒谬之处。在知识的层面,当代的文明正批量地制造傻瓜,而在伦理的层面,正在以惊人的效率,系统性地背离人类智慧最本原的价值观——例如幸福。他选择从形式到内容都挑战无限生产冗余当的代知识体系,采用了古老的警句格言的方式,用语言的艺术高度浓缩智慧的能量,试图强有力地刺入人们日益破碎的时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警句,非常适于产生垃圾信息的社交媒体传播,例如微博。 如果你读了《铁床》,就会置身于一个塔勒布式的“铁床”,而且这个铁床随着知识的膨胀越变越大。也许人类智慧,就在于通过对以往历史的总结,获得一种幻觉中的知识和勇气——即使其中充满谬误——而走向未知的世界。不走向未知,如何知道自己的谬误? 智能手机越来越多。智能手机用得越多,人就变得越傻瓜;用智能手机的人越多,傻瓜越多;人越来越傻瓜,手机越来越智能——如果我可以鼓起勇气替塔勒布说一句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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