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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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 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

　　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
　　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440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3400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
　　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
　　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
　　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
　　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

　　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 。
　　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
　　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
　　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
　　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
　　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
　　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
　　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转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
　　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
　　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价值中国网）

laker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不论来源, 所有财产合法化, 其次开始进一步的私有化进程, 政府大踏步地全面退出, 但没提中产阶级如何增长, 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完成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功能. 可以预见的一点是, 富人将成为社会和政府的主宰, 同时国家机器变成他们的合法化的私人工具.
总而言之, 我对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信心, 无论是不明来路还是合法地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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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许小年进中南海喝茶，说明决策层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场，尊重经济规律的道路上来
• 2今年2季度GDP增速破八，降到7.6%有必然性。搞刺激下的繁荣，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
• 3打激素吃伟哥，靠刺激走捷径变强壮，最后一定会生病，你的身体功能一定会衰败
• 4如果4万亿要真管用的话，为什么要等2008年才去搞，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这次把他们请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说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产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层次上，决策层的思潮也是在变的，也是不再信奉凯恩斯主义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经济规律的道路上来
财知道：7月9日和10日，温家宝总理召开了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一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像许小年、周其仁、曹远征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尤其是许小年，这几年一直是作为宏观政策的批评者存在，您是怎样理解这个举动？您觉得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胡释之：这首先就是说明温总理确实是一个很有度量的人，很大度的人，当真叫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就像你说的，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过去几年没少批评我们的一些宏观政策，尤其像许小年，不但是频次上，而且表达方式上也是相当激烈的，是比较尖锐的一种批评。
财知道：简单说一下许小年的观点？
胡释之：许小年他最近说的多的一个观点是说要放弃18亿亩红线。此前的茅于轼，还有像许小年、任志强等人，都是对这个东西提出了不同意见，就说18亿亩红线是直接导致现在房价高，降不下来这么一个困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点，这里有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政府也知道，再用传统的那种老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我们此前应对危机，我们所追捧的，都是一些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无论是财政政策也好，还是货币政策也好，要求靠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扩大货币供给，来走出危机。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政府也感觉到这一套其实再用的功效已经很小，而代价很大。
像许小年、周其仁这种，都是很典型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这次把他们请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说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产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层次上，决策层的思潮也是在变的，也是不再信奉凯恩斯主义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经济规律的道路上来。这本身就是很提气的一件事。
刺激经济是打激素吃兴奋剂 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
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破八，降到了7.6%有必然性。你搞刺激下的繁荣，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打个比方，通过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兴奋剂、吃伟哥什么的，通过走捷径变得强壮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后一定会生病，你的身体功能一定会衰败
财知道：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又增大，刚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三年来首次破八，降到了7.6%。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的经济表现？我们回头检查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政策，现在的经济状况有没有一个必然性？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胡释之：这个你讲的很好，现在的问题我们看起来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但在我们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这些其实都是早先就可以预计到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像刚才讲的许小年、周其仁这些学者，你要说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被重视，也是因为他们早前就对现在出现的问题发出过警告。
像我们搞四万亿刺激的时候，许小年、周其仁都出来很明确地警告，说你这么搞一定会导致后期的通货膨胀，乃至会导致你的问题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你的结构问题会变得更大更严重，刺激的效果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要知道那时还是CPI为负的时候，还是大家都在奋力战通缩的时候，说那种话不但需要有很深的见识，还真是需要一点胆识和自信，不怕被人骂不懂经济和观念落伍。
所以到了今年，表现就更明显，经济就开始没办法保持刺激下的繁荣，开始要往下走，因为它违背经济规律。你搞刺激下的繁荣，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打个比方，我们当然都希望自己身体越强壮越好，但如果你不是通过一个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锻炼等等，而是通过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兴奋剂、吃伟哥什么的，通过走捷径变得强壮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后一定会生病，你的身体功能一定会衰败。
人有生理规律，经济其实也是这样，它有它内在的运行规律，你要违反这个经济规律去拔苗助长，去搞硬启动，搞硬起飞，那必然就会有硬着陆，必然就会有调整的压力，必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财知道：举个企业的例子说明一下？这样说起来有点粗。
胡释之：最近的三一重工，在闹裁员风波。我们讲刺激经济，其实对什么行业是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离消费越远的行业，这种重工机械行业更是影响最大。刺激下去，他们是会增长最快的，他们是最先受益的，他们带动的投资最大，但是等这种刺激效应过去以后，大家明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钢铁、重工机械的时候，这些重工业企业会第一个感觉到他的产品不好卖了，他会第一个感觉到危机来了，包括他产品的价格，都会率先地下跌。你像前段获批的湛江宝钢的吻增长项目也停下来了。
我们看到刺激刚开始的时候，PPI一定是比CPI要涨得更快，跌的时候是PPI要比CPI跌得更快。最新的数据，PPI连续四个月下滑，负增长的，CPI虽然涨幅下跌，但还是一个涨幅为正的状态，还是一些人眼中的有利经济的适度通胀状态。
所以刺激政策其实对消费行业影响不是很大，而对这种重工业行业是影响最大的。在短时期内，几年内，坐那种过山车，从云端跌入深渊。三一重工这个例子，最典型地反映这种刺激式增长的跌宕起伏和不可持续性。
救市是转移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无必要也救不了
如果4万亿要真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去搞，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没有谁会觉得经济增长快了不好吧。增发货币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我们没必要说等到像现在说面临通缩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经济，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财知道：现在这个形势看起来挺忧心忡忡的，这个时候政府有没有救市的必要？还是说完全不管？
胡释之：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包括2009年推出4万亿计划时的那种心情。我们讲一个人生病肯定是不好的，我们看到他发病，看着他疲软无力，肯定感觉很不好，但我们要理性对待这个问题。
先讲我们政府救市，我们怎么救？是说政府公务员都不吃不喝，拿自己的钱去救？或者说政府公务员都下海去创业，去加班加点开发新产品，去刺激市场？其实不是。你要说减税也还说得过去，它确实是一个救市行为，就是说政府让利给民间，刺激民间的投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但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增发货币，或者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去刺激经济，那这就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是用增税的方式，我们讲通胀也是一种税，用提高大家财政负担的方式去刺激经济，那这其实就是转移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政府看见经济萧条，政府确实会主动想去救，包括老百姓也会希望政府去救，但我们要想一下，如果政府真这么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让政府出手？我们完全可以一直都让政府去办啊？如果4万亿要真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去搞，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没有谁会觉得经济增长快了不好吧。增发货币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我们没必要说等到像现在说面临通缩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经济，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而且其实老百姓也就根本不用工作，靠政府去刺激就够了。
为什么没有这么搞？就是说明政府这么搞并不是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它没法促进经济发展，没法真正解决问题，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以希望大家醒悟过来。发病了不好，我们要去找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吃错药了，把身体吃坏了，再吃的话人就会毁了，所以必须停药，一停药各种毛病就出来了。这个用戒毒的例子来说可能会更好懂。开始我们给他吸毒，他很嗨，生活也很愉悦，每天精神抖擞，但是你要老吃，老吸的话身体就垮了，所以必须给他停药，但一停药，他各种不良反应就出来了，他会萎靡不振，会很颓废。但你不能看着他开始颓废，你又去重新给他吸毒。
这个时候需要你去忍受这种治疗的副作用，忍受这种阵痛，釜底抽薪地把他病治好。只有你坚持地停药，那他毒品的发作期可能就会很容易地度过，它很快可能就会恢复正常。所以真正应对危机的方式是根据这个人生病的病理去对症下药，而不是重复错误。

everfree

• 1中国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变革开出一块新的市场和健康增长空间
• 2不是叫促进民营经济的36条，而是叫限制国有经济的1条。关键在削弱国有经济的特权
• 3国有经济其实是属于政府的，政府去推动垄断行业放开，等于是要你去向亲儿子开刀
• 4所有问题的解决是两方面，一收一放，收紧货币，放松管制，管好政府，还市场自由
  

危机倒逼改革是不幸中的万幸
中国其实相对于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制度改进空间还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变革，通过放松管制，开出一块新的市场和健康增长空间。这种改革就激发出新的生产力，来化解现在的局面
财知道：现在的经济下滑，可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改革契机？
胡释之：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危机倒逼改革，确实一定程度上有这个道理。我们讲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它初期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都好，GDP增长速度恢复很快，CPI涨幅其实也没什么太上升。那个时候你去提改革，去反对凯恩斯主义，是没人理睬、没人听的，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觉得你是想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阻碍中国崛起。大家会说中国好好的啊，凯恩斯主义很神的啊，工资也涨了，收入也高了，产品也好卖了，物价也没涨太高。
但这种刺激式增长，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可持续，到了后期，等到物价开始涨起来，通胀开始显现出来以后一定会面临一个两难局面，或者叫做骑虎难下的局面。要么就是说继续保持高增长，然后物价也跟着涨，成为一个高通胀经济。但这种高通胀的危险，我想任何一个当政者都很清醒，包括温总理他也清醒。所以，他必定不能容忍这么跟着老虎疯跑，会累死的。但你要去解决高通胀问题，就必定要收缩货币，要把老虎关进笼子，要去减少放贷，停止之前的错误投资，要停下来。
这又会出现什么局面？一下子又会发现经济开始跌落，被老虎吃掉。到最后一定存在这种两难局面，要治理高通胀，就必须要经济增速降下来，而要让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又必然会出现高通胀。这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宿命，逃不掉的，高增长和高通胀成了一对双生花。
所以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两难局面，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无路可选的时候，那政府真的要开始瞄准第三条道路了，瞄准我们说的改革，只有改革才可能化解这种两难困局，幸好这也不是什么新路，而是我们曾经成功走过的老路，被实践证明非常有前景的一条老路。
中国其实相对于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制度改进空间还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变革，通过放松管制，开出一块新的市场和健康增长空间。这种改革就激发出新的生产力，来化解现在的局面。所以政府才开始重视改革的意见，才重提改革，我想这其实也是这次把这些市场化改革派经济学家请过去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要靠危机来促改革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是交了巨额的学费才知道玩火会烧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危机没来的时候就看到违背经济规律做事的危险，早早启动改革？非要吃一堑才长一智？而且有时候吃了一堑也不一定长一智，要是被错误总结出个什么中国模式来，那只能是危机促发更大的危机了，别去想还能促成什么改革了。
中国改革的路径就四个字叫国退民进
国有经济其实又都是属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动这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这种利益纠葛是很难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亲儿子开刀，是很难下手的。所以有时候也只能说是发发文件，哄哄那些干儿子，让你知道当爹的也没忘记你们，也很重视你们，但实际上是做不下去的
财知道：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路径是怎样的？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胡释之：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实非常简单，就四个字，叫国退民进。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从一个绝对的公有制经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向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越市场经济则国有经济的比重越低，民营经济的比重越大。
所以我们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很清晰，就是按照我们过去30多年走过来的路径继续扩大民营经济的份额，减少国有经济的份额。你要说再次改革，其实就是我们要搞再次的国退民进，启发民间的企业家精神，这是改革的出路。
财知道：您怎么看待最近中央要求落实新36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胡释之：这个其实温总理在这次座谈会上也谈到，就是要办几件鼓舞人心的实事，这在新36条上是一个进步。我们讲旧36条也好，新36条也罢，其实都是文件，都是口头上的，都没有落到实处，导致民间资本根本不信。所以不管是旧36条还是新36条，要发挥作用，要真正起到促进民营经济的作用，第一条是要让人相信，让人相信你不是单单一个口头文件，而是要办实事。
为什么旧36条和新36条都会停留在纸面执行不下去呢？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起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国有经济。像温总理这次讲的铁路、能源、电信这些领域，都是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都是谁在把握？都是国有经济在掌控。而国有经济其实又都是属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动这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这种利益纠葛是很难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亲儿子开刀，是很难下手的。所以有时候也只能说是发发文件，哄哄那些干儿子，让你知道当爹的也没忘记你们，也很重视你们，但实际上是做不下去的。
旧36条和新36条停留在纸面上，不管是之前叫鼓励非公经济发展36条，还是现在叫鼓励民间投资36条，要干实事需要的是什么？那真的是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要有大义灭亲的魄力。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其实不是叫促进民营经济的36条，而是叫限制国有经济的1条。当然因为国有经济它会给自己编很多维持它垄断的理由，所以也可能我们需要有36条来反驳这些理由，去执行限制国有经济的方针。
我们急需的是要做这个事情。民营经济其实根本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政府一视同仁，或者叫平等、自由。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给民营经济什么特权，而在于削弱国有经济的特权，问题不在于怎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在于怎么限制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而不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的热情，如此才能真正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而不是移民热情。
只有做几件这样的实事，才可能真正激发出民营经济的活力，给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打气，给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注入真正的活力。这次我看到像刘强东这种创业型的企业家也受邀出席了温总理的座谈会，这就是个很好的现象。前阵我和茅于轼到江苏宿迁，在他们市委党校演讲时我就跟他们当地官员说，企业家是财富的最主要创造者，看宿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就看宿迁能不能冒出更多的刘强东这种的企业家，而看宿迁自己的经济增长前景，就看有没有更多的刘强东这样的企业家去你那投资兴业。企业家是最重要的资源。
如果改革，房价可能回归到正常的价位
你像我们现在处理类似房价的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发货币，然后导致房价起来，房价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是个问题，我们又用限购，靠加强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问题都这样处理
财知道：如果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中国真的改革了，那目前的房价会不会发生暴跌，或者坍塌的一个局面？
胡释之：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嘛。我们现在的高房价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之前总结了，一方面是说供给没有放开，最典型的就是限制了土地的供给。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货币发行没有受限制，导致货币量增长很快。最新的数据是M2已经达到92.5万亿，正加速向百万亿进军。老百姓把多出来的钱换出去的需求很大，就去买房子等等，就用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房子，那就导致房价上涨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真这么改革，比如18大以后真放开18亿亩红线。房价确实是有可能回归到正常的价位上，这是一个好事。我们讲正常的市场经济其实物价不一定很高，其实更可能的是越来越低。这里我想拿房子做例子进一步总结一下。你像我们现在处理类似房价的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发货币，然后导致房价起来，房价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是个问题，我们又用限购，靠加强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问题都这样处理。一开始搞通胀，通胀起来以后又去找替罪羊，又去搞行政管制，去压制价格，压制需求。但我们真正要化解这个问题其实思路是要反着来，我们得一方面收紧货币，限制货币超发，另一方面放松市场管制，解除限购，加大土地改革力度，解除对土地供应的限制。
从这两方面入手，把定价的权力交回给市场，这样房价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它就有可能就会降下来。这其实也是以后，包括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得在一个思路上有所转变，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收一放，我们得收紧货币，放松管制，管好政府自己，还市场以自由。
胡释之为宏观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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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经济病入膏肓 屌丝国度形成中

近日，网络曝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8月18日在北京玺源台的业主见面会上的不公开经济讲座演讲内容。郎咸平表示，中国经济已病入膏肓。资源过剩、产能过剩、中国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八大危机是中国经济的一座活火山，目前正是暗潮汹涌，就待某一天，从地底喷薄而出。以下是郎咸平在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

你们花时间来这里听我演讲，已经是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空隙。在这个媒体的报导中，你居然发现的信息中发现许多报导的不真；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的答案就是——冰火两重天，什么叫冰，今天的楼市和股市为冰，高档楼盘高档汽车高档奢侈品高档古董高档艺术品高档服装为火。

其实你不用懂经济，你生病的感觉就是冰火两重天，发烧同时发冷。面对经济有着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就是经济也生病了，今天的危机我们的政府不堪病起，从而开错了解决的药方，结果病情更加恶化，甚至病入膏肓，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
中国经济病状

第一季度，冰箱销售额下跌30%，4月份空调销售额下跌20%，美的销售额下跌22%，格力销售额下跌20%。5月工程机械数据显示，压路机推土机下降30%装载机挖掘机下降20%。上半年卡车下41%，其中重型卡车销售量下降31%，昨天刚公布数据，昨天数据，生化煤炭集团，供应24列火车，但事实上只有4列而已。

按照政府公布的数据（但我对其可信度高度怀疑），钢铁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下跌96%，已经够多了，但是我认为还不够。造船方面，根据国际统计，登录了182家造船厂，其中46家没有造船。

轻工业方面，以我们熟悉的雅戈尔为例，去年裁员17,000人，今年第一季度利润下跌30%，李宁利润下跌64%，是该公司上市8年来第一次。

除此之外，我们政府这几年疯狂推动的高科技行业，比如，近三年推动节能减排不余遗力，现在却面临全面抨击。

以光伏企业为例，去年尚德电力亏损4.8亿美金，英利亏损5.09亿美金，上半年所有光伏企业面临全线倒闭的困境，但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已经倒闭50%，11月开始，80%倒闭。

零售方面，苏宁上半年利润下跌三次，国美负增长。但上个月GDP增长7.6%，若确实是7.6%，那真正是涨。

结果今年6月22号纽约时报，7月12号华尔街日报，7月17号伦敦金融时报，三大国际最大最富盛名报纸同声严厉谴责中国ZFGDP的数据全部造假。

真实的情况确实这样的，从去年7月份开始，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进入探底。欧洲、美国不是很糟糕吗？还敢相信媒体的报导吗？其实最糟糕是我们自己，欧洲只是进入危机，中国是更可怕的危机。美国经济已经领先所有国家回暖。制造业复苏，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危机？答案就是，与美国相反，制造业危机。中国误看病情，从而开错了几个药方

产能过剩危机

举例说明，“以高铁为例，开启资金为1.2万亿。直至6月30号为止，高铁总开启资金却为3.2万亿，资金缺口为2万亿”。以高速公路为例，4万亿高速公路建在中西部，却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在建过程中又消化钢筋水泥的产能过剩。汽车12%产能过剩，十二五后40%；钢铁去年年底21%过剩，今天35%过剩；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风能发电70%，玻璃93%过剩，种种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必将带来经济的萧条。而股市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截止到目前为止，70支股票跌到尽头，其中70%为产能过剩，包括16家钢铁公司，8家高速公路公司，3家铁路公司等等。

中国的债务危机

2010年政府总共投入了28亿万的钢筋水泥。税收8万亿，剩余的20万亿全是政府疯狂印钞。到去年10月份为止，我国共印钞35万亿，国企拿了20万亿，地方镇府拿了14万亿，地方政府14万亿一年的利息就是1万亿，地方镇府还不起，只好违约。于是乎，中国债务危机开始爆发。4月18号云南、四川、广东率先违约。也就在同一天，中国股票开始跌，并且自此开始跌跌不休。

而滥发钞票也导致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去年百分之二十五，今年百分之十二。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下跌。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房地产危机

房地产危机更是风雨欲来。在中国多种投资渠道受阻的当下，大部份资金都流向楼市进行保值，连民企资金也不断涌入进来。而在大量资金的进军之下，近几年楼价上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如何抑制火山爆发？郎咸平说，政府搬来一块叫限购令的大石头压住了火山口。而房价也几个月未涨。

但是，大石头能压住火山吗？“火山突围只有2个出口。第一个出口，从地壳的薄弱环节再度突出爆发，那就由地产零头的五十几个相关行业第三次探底。现在正在发生。第二个出口，岩石被融化，火山再度爆发。这就是为什么3月份前楼价一直没涨，而到了7月份却开始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楼市再度火爆。”

制造业危机制

造业危机那么制造业得了什么病呢？让我们回到30多年前改革开放。今天，我不想谈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但是有一点我确定的是，我们犯下了重大错误，那就是我们在我们国家简单的定义为制造业大国，这个问题很严重。

何为制造业大国呢？那就是我们国家亲手将制造业的其它三大非制造环节，包括1、产品研发，2、渠道物流，3、关键零配件，拱手让给欧美。这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谁掌握这三大环节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定价权。

今天做制造业的企业家生活很是辛苦，每天从早到晚好不容易生产出产品，价格你说了不算，而是掌控了那三大环节的企业说了算。就以iphone为例，苹果掌控产品研发和渠道物流，一个iphone可替苹果创造360美金的价值，硬件厂商如英特尔掌握关键零配件，一个iphone可为其创造187美金的价值，而没有定价权的制造大国，以熟悉的富士康为例，只能给富士康创造6块5毛4美金的价值。

也就是说，一台iphone，苹果拿到的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尔则为其30倍。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定价权的富士康，能拿到的价值只有6块5毛4，利润一定是最低的。

以去年为例，苹果的利润295亿美金，英特尔的利润129亿美金，富士康的利润7284万美金而已，0.7亿美元，简直不成比例。到了03年之后，情况加速恶化，因为制造业的遏制竞争的开始，上市定价权加上遏制竞争，终于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挫。06年下半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制造业危机。由于制造业利润颇低，于是乎从制造业拿出大量的钱不做，跑去炒楼炒股、红木家具，终于导致06年的泡沫。

请记住郎教授名言，只要你在中国看到的泡沫，一定是一个更大危机的前兆。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危机，就是08年6月份广东、江浙制造业百分之二三十倒逆的前兆。去年前年，你们亲身经历的泡沫，他们所象征的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病入膏肓。中国经济恶化的速度，从来没有如此迅速，改革开放来还是第一次。

leftwall

经济不会倒塌，只会侧滑~

心结

呵呵，我还是持悲观的态度，这家伙只是出来试探口风的

wanghejin

危机好，危机了，上面束手无策了，真正的经济学家有效的改革策略才可能占领语言阵地。
早死早托生。
其实倒不是御用文人没有足够的智商，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是被迫选择性思考。
只有外部矛盾积攒到无法拆解时，才能迫使人们选择真理。

everfree

创新是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的过程，它的失败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的社会文化，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这个成王败寇的社会文化对创新产生了潜在影响，要推动我们国家的创新活动，需要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失败者也是光荣的，因为你们已经尝试过了，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了，无论成功与失败，你们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将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