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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的文化因果
珠江三角洲地处祖国南疆, 河网纵横, 濒临海洋, 古时是“ 生番化外之地” , 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被北方中原地带的人称之为“ 南蛮” , 文化发展水平不及北方。
但宋元之后, 以北方士民大量避乱南迁, 南北文化大交融为契机, 得到较快发展.
至明、清两代, 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更走在内地的前而。首先是农业逐渐走上商品化道路, “ 基塘” 生态农田形式,促进了蚕丝业、蔗糖业,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并促使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 吸引一批又一批内地商人“走广” 采购“广货” , 同时“ 广货” 源源输往东南亚和欧洲各国。
清政府实行广州独口通商政策, 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农业率先走上商品化道路, 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至清代中,据粗略统计, 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主要县份多达3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进入商品流通之中。
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被迫门户开放, 外商外资大量进入珠江三角洲, 三角洲人也逐渐从“ 仇洋” 到“ 学洋” , 在政治经济的夹缝中艰难困苦地发展商品生产。
商品经济的较早发育, 使得三角洲地域文化比起内地建立在自然经济土壤之上的主体文化, 有一系列的先进性。
这主要体现在:
商品意识。
珠江三角洲人较早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 形成重商传统心理。农民自明代起就“地土所宜, 争以为业” , 出现各种商品生产专业户, 如‘龙眼, 荔枝之民” 、“鱼花户” 、“ 糖户” 等, 懂得规模经营和商品交换。
城镇居民努力从事手工业、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 如佛山人适应榨糖业需要, 大力发展铸锅业, 使佛山城为铸铁名镇。
在对外贸易中,义利之别, 夷夏之妨的观点淡薄, 大胆与洋人做生意。商品意识还表现在积极参与墟集活动, 发展市镇和专业墟市上, 这使得三角洲市镇繁荣, 集市贸易活跃。早在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 广州就举办类似今日“广交会” 形式的秋夏两季中外定期市。
为了发展商业, 三角洲的市镇均采取骑楼街形成, 方便顾客行人避风挡雨, 也方便店铺做生意。
竞争意识。
珠江三角洲人深知要在市场中生存、发展, 就必须勇于面对挑战, 参与竞争。
为此, 他们不断适应市场形势, 调整生产经营方向, 努力开发新产品、新项目, 争夺市场, 懂得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服务质量, 创造商业信誉, 才能提高竞争力, 保持并扩大市场。
例如, 鸦片战争后,, 三角洲人根据外贸中心地位已从广州移往上海, 广州只保持茶叶、蚕丝出口优势的新形势, 不失时机地大面积地种植桑树、茶树, 并努力改进制茶、缎丝工艺, 使茶业、蚕丝业得到极大发展。当英国人在广东倾销“ 曼彻斯特棉布” 争夺三角洲土布市场时, 三角洲人立即从东印度公司进口优质棉花, 织出优质的“ 南京布” 与之抗衡, 不仅有效地抵制了洋货, 还将产品打出国门, 输往英国。
开放意识。
珠江三角洲人善于吸收、利用外地先进的东西, 较少封闭、保守, 社会心态比较开放。
例如陶瓷艺人吸收北方名窑技术, 努力仿制, 烧制成被称为“ 广钧” 、“ 广汝” “ 广哥” 的精美陶器, 吸收西洋画法, 把彩釉与绘画结合起来, 创造“ 广彩” 陶器艺术新品种。
鸦片战争失败,冲击了士子的文化优越感, 更加睁起眼睛看世界, 并发出“借西方文明学术以改进东方文化” 的呼声。三角洲人反侵略, 但对西方文化却能择善而从。近代以来, 三角洲不断涌现社会改革先驱人物, 如容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 不是偶然的, 他们是从开放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精英。
创业意识。
不安于现状, 富有创业的冲动, 想方设法达到目的的闯劲与韧劲, 是三角洲人月洪有的。例如南海人陈启源倾其财产引进机器绷丝工艺, 创办缎丝厂, 几经挫折, 终成大业.
20 世纪初, 珠江三角洲就创办了200 多家机器缎丝厂, 开了中国乡镇工业之先河。近代三角洲不少工商业者白手兴家, 其中很多人还去内地如上海、港澳和海外创造了可观的产业。
风险意识。
三角洲人懂得发展工商、投身市场需要担当风险, 畏首畏尾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因此, 他们敢于借贷, 敢于投资, 敢于闯南走北, 敢于下南洋、去欧美, 敢于不断开拓进取。没有风险意识, 三角洲就不会有今天。
效用意识。
珠江三角洲人一向注重实际, 讲求功利, 不喜欢玄思空谈, 思维带有明显的效用目的。所以, 三角洲纯科学、纯学术不发达, 应用性科技、手艺经验等却很显耀。
面对新的科学技术, 三角洲人首先不是去探究其原理, 而是思考能不能转化为产品, 创造经济效益, 为我所用。
变通意识。
商业活动培养了三角洲人的思维活性。善于相机随缘, 灵活处理问题, 善于在不改变根本大计、基木原理的前提下变通策略、办法、途径, 以便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深知变则通, 灵则活, 死守成规拘泥旧法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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