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的＂爱国＂文字

花落闲池

爱国者对日本的应有态度——从顾炎武的爱国形式谈起
爱国是自爱其乡土国土的国民道德

何谓“爱国者”？对此，我在拙著《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中论及顾炎武爱国思想时指出：

“研究其爱国思想，理当首先追问：究竟凭什么把他说成是一个爱国者？把顾炎武说成是一个爱国者，当然是因为他生前有足可以被称之为‘爱国的’思想和行动。


那末，究竟凭什么把他的这种思想和行动称作‘爱国的’呢？这就牵涉到爱国概念问题——把顾炎武说成是一个爱国者，无非是依据一定的爱国概念而把与之相当的他的思想与行动称之为‘爱国思想’与‘爱国行动’，进而根据他的这些‘爱国的’思想和行动而称他为‘爱国者’的。”

拙著研究的结论是：

“在作为中国古代宗法伦理道德现象和道德心理现象的爱国主义意义上的所谓‘爱国’，实际上有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爱自己国家的君主；其二，爱自己的乡土国土；其三，爱自己的独立人格。其中最基本者是爱自己的乡土国土，因为不仅爱自己国家的君主是因爱自己的乡土国土而起，爱自己的独立人格也必附着于前两种道德情操方能成其为一种爱国情操，倘使离开爱自己国家的君主和爱自己的乡土国土，则所谓爱自己的独立人格就失其为一种爱国情操了。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爱国情操，爱自己的独立人格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和落实在爱自己的乡土国土这一道德情操上的。

正因为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以爱自己的乡土国土为本质内容的，所以，即便是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它也照样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所继承和发扬，因为在中国当代爱国主义的伦理体系中无疑也仍包含爱自己的乡土国土的道德内容，并且它还是这个伦理体系中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更应该说是其本质内容——中国当代爱国主义意义上的所谓爱国当然就是爱中国，而中国之所以为独立的中国乃是因为其拥有自己的主权，这种无可争议而不容侵犯的主权的本质内容，就是对历史地形成的中国现有的领土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以及自我支配权。其实，古今中国的爱国主义道德，说到底就是以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

因此，我们今天称顾炎武为爱国者，是含有双重意义的：一是在古代意义上称其为爱国者，这是依据其生前在上述‘三爱’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作的判断；二是在一般意义上称其为爱国者，这是依据其生平事迹所体现出来的上述‘三爱’实质上都不过是自爱其乡土国土所作的判断。顾炎武之所以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因为他的生平活动表明其曾经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国君，一直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而是因为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乃是他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和热爱——这才是同样深怀着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和热爱之情的当代中国人赞许、推崇这位爱国者的真正原因所在。”

中国古代爱国者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梁启超先生曾评论顾炎武，谓其“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氏所谓“人师”主要是指顾炎武是一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的伟大爱国者而言。

但是，顾炎武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其爱国形式却颇不同于传统爱国者。

顾炎武的爱国意识最初在感国家之多虞而决心发奋读书的实学意识中形成，这种实学意识以及见诸实际的读书写作活动——《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起撰，表明了他已自觉有责于国家之兴亡了。这种对国家的责任心到了明清交替之际抗清斗争风起云涌的时候，遂演变和发展成强烈的救国、复国意识，他在南明时期所进行的抗清斗争和其后与清朝消极相对抗的遗民活动，是这种爱国意识的具体表现形式。

关于顾炎武早期的抗清斗争，我已在拙著中从“臣事弘光 撰作‘四论’”、“从军苏州 起义昆山”、“追随吴昜 遥奉隆武”、“隐于逃社 游于北国”等几个主要方面予以了比较详细的叙述。

北游以后，顾炎武继续他的抗清斗争，然其斗争形式由原来比较积极的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南明抗清战争，逐渐转换成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了。这种遗民活动有时或许具有伺机举义的密谋反清的性质——尽管至今尚无明显而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北游以后真的曾经从事过这种性质的活动，但主要的还是表现在他誓死不做清朝的官，同时潜心力学，著书立说以待“后王”——他所期待并坚信必将东山再起的未来汉族政权的代表。

顾炎武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其爱国思想中的伦理辩证法——
一方面，他矢志不渝地遵守其嗣母“无仕二姓”的“遗命”，死活不肯公开出来替清朝服务，无论其外甥在当时有多么显赫的政治地位、多么威猛的社会势力，他都未曾稍变其节；也无论清朝当局如何不乏诚善之意甚至不乏尊重之意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荐举其到朝廷任职，他都未尝稍懈其志——是守其“孝”，守其“礼”也。这里，其“礼”的全部精神都集中于其“孝”了[1]；“孝”是他的“伦理底线”，谁要是强迫其逾越这条“伦理底线”，他宁肯“以身殉之”[2]；

另一方面，他在死守其“伦理底线”的同时，又有相当大的伦理上的灵活性，其灵活性的实质就在于，在“礼”—“孝”这个对他说来是作为伦理的最高原则的限度之内，其个性的自由发展，就是说，只要不越出这个限度，他是只管“我行我素”，放开做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做抑或其他人不做而他自认为可以或应该做的事。

事实上，顾炎武北游以后的抗清活动就是本于这种伦理辩证法的精神展开的。对此，拙著非常详细地论述了顾炎武是如何“誓死不臣二姓”而又“广交清朝官员”的。

据笔者考察，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范围之广，不消说遗民人物，就是其他一般平民，甚至一般官员，都未见得会结交如此之多的包括上层高官和地方长官在内的各级官员。

如果考虑到顾炎武的遗民身份的话，那末，他和清朝官员的交往是远超乎寻常的。

遗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遗民乃是忠君爱国的典型人物。这类人物的典型表现，抑或在人们想象中他们应该是怎样表现的呢？在中国古代众多遗民人物中，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乃是遗民中之典范，是最受后人崇仰的模范遗民，他们尤其为后世忠君爱国者所心仪，例如，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其《九章·桔颂》中就曾以伯夷自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那么，伯夷和叔齐兄弟作为生活于周代的殷代遗民，他们是怎样为人处世的呢？且看《史记·伯夷列传》的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

“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就是中国古人心目中遗民人物的典型形象！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之所以广为世人所传颂，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以伯夷为师而对楚国的耿耿忠心终始不变，而其行也类似于伯夷、叔齐之“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最终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以后，最为突出的遗民人物当推宋元之际的郑思肖（1241—1318），他作为生活在元代的宋朝遗民，其行虽不似伯夷之类最终自绝于异朝，却绝不像顾炎武这样竟还与异朝官员有往来，且看其生平事略：

“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之连江透乡人也……初，讳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为异也。坐卧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赵子昂才名重当世，公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子昂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位碑，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3]

伯夷、屈原、郑思肖等历史上的遗民人物都是为顾炎武自己所十分推崇的爱国者，可是现实生活中的顾炎武却表现出了颇不同于他们的爱国形式。

顾炎武既然深爱其国，为什么还要如此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呢？拙著分析，其所以同清朝官员进行交往，直接的说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出于营生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助成其谋生之需。二是出于治学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朋友们为他提供的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有利条件来助成其学问。

然则，顾炎武借助于清朝官员朋友的关系来助成其学问事业的根本目的何在？抽象说来，当然无非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自我发展，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已。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顾炎武为自己的自我实现所确立的具体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

据笔者研究，顾炎武乃是依据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把握，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精神，他坚信华夏必有转盛再兴之日，因此力学以立其言，以备“后王”顾问。

其实，顾炎武内心里是充满着对“夷狄”的鄙视和仇视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广泛结交清朝官员作朋友，按顾炎武本人的说法，其缘故在于：

“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盖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乃不知《春秋》之义乎？”[4]

原来，顾炎武是根据了“《春秋》之义”来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他这种做法就像孔子以大夫之礼待阳货、当楚昭王之面而称其为王一样，在他看来是完全符合“圣之时”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顾炎武所结交的那么多清朝官员朋友，对他们讲过那么多好听的话，原来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其处世之法，简直和曹雪芹“甄士隐”（真事隐）而“贾雨村”（假语存）的创作手法如出一辙！

我们作为爱国者对日本的应有态度

比较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者伯夷、屈原、郑思肖等和顾炎武的不同处世态度，我感到，顾炎武的爱国形式相对前者是较为可取的。

他们同是爱国者，可是伯夷、屈原、郑思肖等爱国者，乃是过分执著于爱自己国家的君主和自己独立人格的追求，即拘泥于爱国的具体历史形式，而没有把握住爱国乃是自爱其乡土国土的国民道德这一爱国的普遍本质；顾炎武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爱国的普遍本质，以自己“力学以待‘后王’”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和实现这一国民道德。

顾炎武以明朝遗民而身处清朝，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乱辱天人之世”[5]，因而自觉“有拨乱反正之事”亟待像他这样的“君子”去做；其所以要“拨乱反正”，是由于其不忍“杂居中国”的“戎狄”之人“毁吾道以殉之”[6]，因为“毁吾道”即意味着“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亦即意味着“亡天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7]，所以，他以一介匹夫而自觉地将“明道救世”引以为己任，决心通过自己的“为学”来弘扬“吾道”（即“先王之道”），以拯救“天下”。

按顾炎武的思想逻辑，拯救“天下”也就是意味着拯救“国家”，因为“天下”乃是“国”之本，仁义道德沦丧的“亡天下”必然会导致丧权辱国的“亡国”——“国耻”！

诚然，顾炎武的北游以后以“力学以待‘后王’”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的实际行动，未必真的就实现了其“保天下”从而“保国”的爱国愿望，但是，他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立志捍卫和发展处于较优势地位的汉族儒家文化，并从“文”“道”统一的观念发出，提倡“本原之学”，积极开展儒家文典研究，并在小学、地理学、金石学等学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继起的清代朴学打下了基础，并且在一定意义上也为近现代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顾炎武生前也采取伯夷那种“义不食周粟”的爱国形式，顾炎武他能做出这些有利中华文化发展的学术成就来吗？顾炎武通过与清朝官员的广泛交往，既在客观上成全了他的学术成就，却仍不失其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比较而言，他与“义不食周粟”的伯夷的爱国行为孰为可取，岂不是很明显吗？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这个世界的事实上的统治者，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类似当年顾炎武对待清朝那样的态度，既不屈服于西方国家，也不与之搞对抗，并且还要积极地开展和它们的交往，与它们保持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和接触，同时抓住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苦练内功，培养自己的素质，发展自己的实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这个态度，也应是我们作为爱国者对待与我们有“世仇”的日本及其国民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反对以一味“不忘民族恨，牢记血泪仇”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和处理现实的中日关系问题的，我以为这种爱国形式在本质上就是伯夷那种“义不食周粟”的做法，是不合顾炎武所谓“圣之时”的，是未能“达权”的机械的爱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