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很大概率上位,上位后继续去全球化,可能会有一场战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
15世纪以后,欧洲开始资本的原始积累,海外贸易范围扩大,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封建社会的土地转向金属货币,产生了重商主义的关税政策,认为国家的财富就是黄金、白银的数量;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游戏,致富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大于进口促使金银流入。其政策主张是通过高关税或直接限制将进口降到最低;通过取消装船税、或制定出口补贴来鼓励出口。英国重商主义时期为保护当地羊毛产业阻止东方白棉布进口,曾有议案要求所有学生、教职工和律师都必须穿羊毛制服;尸体下葬必须覆盖羊毛;身着白棉布制品被认定为是“犯罪”[5]。
保护主义思想的系统关税政策出自1664年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尔。1667年法国提高了关税税率,引起英国和荷兰的报复,史称“引发战争的关税体系”:此后英国不断提高法国货物进口的关税,并长时间阻止法国货物进入英国;荷兰则干脆禁止进口法国葡萄酒和白兰地,并对法国奢侈品征收高达50%的关税,荷法之间的贸易冲突最终导致双方交战,战争结束后,法国降低了自己的关税。
18世纪末英国的棉纺织业率先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到1820年,英国制造业无可匹敌,其工业制品占全球的比例高达50%,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急需拓展广阔的国际市场,英国最终冲破了贸易伙伴国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的限制,理论界相应诞生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学说。
在英国关税政策的历史事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粮食贸易中的《谷物法》。英国农业生产曾长期自给自足,政府通过《谷物法》推行粮食出口补贴政策以削减进口。1793年英法战争结束,时适逢粮食连年欠收致使小麦价格暴涨,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应对危机,包括禁止谷物出口、禁止粮食酿酒、取消进口关税、增设进口补贴、动用海军对中立国运往法国的谷物进行拦截,但都不足以阻止大面积的饥馑,然而土地贵族为保持国内谷物高价仍然施压政府修订《谷物法》,以期对进口小麦递增课税。
大卫·李嘉图亲自对此进行讨伐,指出,英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工厂内的机械,如果阻碍了对外国粮食的购买会迫使英国浪费宝贵的人力去从事效率相对低下的农业生产,从《谷物法》中受益的只有土地贵族。英国政府最终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开创了贸易保护政策迈向自由贸易的分水岭[6]。英国成为最早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
法国是第二工业强国,19世纪中叶继英国后逐渐倾向于自由贸易,但在拿破仑三世垮台后重新转向了贸易保护主义,关税税率上升25%[7],成为俄罗斯、美国之外最高的税率,并再次与邻国爆发关税大战:法意贸易战自1889年开始,法国和意大利各自以一般税率向对方的商品征税,双方之间的对立一直持续了十年;法瑞贸易战,双方都为对方设置了更高的税率,最终两国出口贸易都损失惨重[8]。
关税成为治国重器的政治思想主要来自于独立后的美国。美洲殖民地因反抗英国对茶叶进口实行差别关税而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史称美国人民第一次反抗全球化的斗争)[9]”后两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美国诞生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授予国会征收关税的权利[10],对美国政治而言,对外国商品征税要比开征国内税容易得多。
在首任财长汉密尔顿贸易保护主张影响下,美国建国即选择高关税政策,理由是美国国内新工业尚处早期,发展效率不髙,需要用关税壁垒进行保护,直到可以在免税基础上与外国同类商品进行竞争;汉密尔顿同时提出一项意义深远的发展制造业计划,建议将保护性关税作为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杠杆。
1806年 美舰“切萨比克号”遭英国海军袭击,美国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驶往外国港口,意在切断英国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供应。意外的是,禁运期间美国的制造业由于没有外部竞争而得以发展[11];加上1812年开始的第二次英美战争,进口品的缺乏也为美国国内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战争使美国政治家领悟到,拥有制造业是避免战时短缺的必要条件。战后为鼓励美国人从事贸易促进制造业的发展,政府规定对美国人拥有的商船所进口货物享受10%的关税优惠。美国的制造业开始迅速崛起于世界市场[12]。
第二次英美战争后,美国政治家真正将高关税作为鼓励和促进美国产业发展的手段,《1816关税法案》标志着美国开始贸易保护主义的尝试。法案对国内有足够供应的工业产品征收高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对国内只能部分供应的产品征收较低进口关税;对不能生产的产品只征收最低的财政性关税;关税税率不仅上调,还引入海关估值的最低定价,直接打击了低价进口货物,并促成此后一系列保护主义的法案诞生[13]。
1828年第三次《关税法案》出台,上调棉花和棉纺织品、羊毛和羊毛制品、以及钢铁和钢铁制品关税率,进一步阻止欧洲尤其是英国同类商品的竞争,同时保护国内农民利益,因其进口关税平均超过25%,史家称为“可憎的关税法案”,为后来南北战争埋下政治导火线,因为在南方人眼里,最无法忍受的恶政是针对奴隶身穿的英国劣质羊毛服装提高关税的法案。当1861年《莫瑞尔关税法案》再次要求提高关税时,南北战争终于爆发,没有南方反对的美国联邦政府顺利建立起世界上最高的关税壁垒,1864年关税平均税率为47%。从此,支持高度贸易保护的政策成为美国商业和政治生活的主导特点之一 [14]。
美国不断创新关于关税的政治思想。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中产生了新的贸易保护理论:世界的发展依赖于各自内部资源的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面对欧洲工人低廉的工资,为保护美国工人的丰厚薪酬,有必要向欧洲商品征税,以弥补美国制造业高成本的不利因素;商品平均关税率应接近50%;对某些成熟产业也应提供关税保护,以促进企业拓展国外市场。《麦金莱关税法》的设计体现了上述多重价值体系,并附加了互惠条款,以降低本国的关税作为前提,换取其他国家降低关税的承诺。
“内外有别”的互惠条款实际上是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综合运用,互惠协定既是“胡萝卜”,也是“大棒”[15]。美国以签订互惠协定为契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开始增加。法案后其关税水平继续创新,平均税率达到50.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税成为美国获取财政收入的常规手段,很多年份中联邦财政支出的90%依赖于关税收入,国内税只是在战争或危机迫近的时候才临时开征;高关税同时建立起了强大的产业屏障,使得美国工业得以免受英国的产业竞争冲击快速发展;政治上,美国关税政策一直延续着简单的循环,即共和党的关税高得出奇,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而民主等党人则对政策做适当的宽松。
作为美国领事返回德国的李斯特深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李斯特认为,在邻国执行保护主义的时候,报复而不是自由贸易才有更好的回报;国家建设资金应该由收缴的进口税来承担。李斯特思想影响下,加之德国工业较为落后,直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才逐渐出现自由贸易倾向。德国关于关税制度的创新是,1834年在德国全境建立起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先后与英国、法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减免关税,其经济一体化因自由贸易而加强。19世纪晚期,因农产品保护的需要,德国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但彼时德国的城市工人热衷于自由贸易,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不懈支持:自由贸易支持了工业的发展,使资本主义更容易丰满起来,最终将不可避免的发生瓦解,从而为共产主义扫清道路。马克思因而明确反对关税。
这一时期各国相互进行“关税裁军”推行自由贸易产生的经济后果是,运输成本、损耗和保险费用的降低共同促进了商品价格的聚敛。传统的粮食价格不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接近,而且还影响了东方的大宗商品——大米的价格,20世纪早期的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奥林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让工资、租金和利息三种基本要素的投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趋于一致。正如马克思所言,等量资本正在带来等量利润。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关税引发的问题令人深思。英国人禁止印度制造的产品出口,却允许英国货物免税自由进入。1750年印度纺织品占全世界产量将近1/4,而到1900年时期所占比重骤降至不足2%。产业的消失导致规模惊人的失业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