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竹筠侠 于 2020-8-3 17:32 编辑
压垮骆驼的「反移植」
伴随「移植」而来的是「反移植」。所谓反移植就是防止本国的先进技术被他国窃取。
西方国家的反移植主要措施是对苏联严加防范，通过技术围堵，让苏联抄袭到的尽可能是已经过时或正要过时的技术。
而苏联的反移植方式则是挥刀自残，人为阻塞「军转民」道路，导致苏联的绝大多数发明无法进入国民经济领域。科技树上花开满枝，却无法在国民经济中结出硕果。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企业里的科研人员占74%，这一数字在苏联只有12%。企业创新的人才要素丧失，主动性被抹杀，科研和生产严重脱节。很多苏联科学家的一生，要么穷困潦倒甚至被清算，要么流亡到西方国家，成为抨击苏联模式最猛烈的一群人。
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在DARPA（高等研究计划局）的支持和「政商旋转门」的助推下，大量在国家战略计划之外受到冷落的科研项目，却在社会营销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家纷纷「下海」，成为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微软、苹果、谷歌、Space X等硅谷传奇，都肇始于此。
此外，「反移植」也极大限制了科技成果发布和科技交流。在苏联，发表任何学科的论文，都必须有六个专家签字的特别证书。任何著作出版，都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认定为「非机密」，有专门的审查委员会统一管理。
科研领域苛刻的保密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各机构之间的自我隔绝，产学研分离，效率低下。科学院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只占两成；工业部门的研究必须依靠独立的研究所来进行。苏联学者纷纷感叹他们的知识成果物化长达10至12年。相比之下，美国平均为5年，日本为3年。
再看同时期的美国，已经催生出斯坦福和硅谷这样的产学研综合体范本，在科技繁荣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手封锁+自我封闭」是戳瞎双眼；高度依赖技术移植滋养出的「创新惰性」就是自废一腿；为了反移植而强行堵塞技术成果转化通道则是挥刀自残。
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快和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官僚体制奉行赤裸裸抄袭和仿制，「造不如买」的声音甚嚣尘上。举全国之力发展的基础科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培养的大批优秀科技人员沦为拆机组装、「山寨」产品的技术工人；原本已经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苏联自己坐上了轮椅，重回技术依赖的老路。当时在苏联科研机构内最流行的一句话是：
「请给我样品，我就能造出来! 」
当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被扼竭时，驱动科技发展的引擎失速，经济也随之迅速滑落。
苏联解体已经三十余年，俄罗斯至今仍在舔舐苏联当年遗留的痛楚。民用工业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当年不可一世的科技工业优势，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快迭代、基础设施的陈旧老化、前一辈人才的老去而逐渐丧失。
1991年8月，苏联人在巴伦支海举行了一场名为「河马二号」的军事演习，在北方舰队司令萨里尼科夫少将下令后，16枚重达数十吨的「轻舟」洲际导弹依次倾泻而出，总耗时224秒。这是已经面临崩溃的苏联人为了震慑西方宵小之辈，发出的最后一声竭力怒吼。
这场被称为「末日彩排」的军事演习结束后两周，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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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3 1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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