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 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这个方向,中国在1952年开始了激烈的院系调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开学季,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 323 种,其中工科就有183 种,学生数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 年则降到22.5%,1957 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基于经济主义视角、实现工业化的热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
在这种主流意识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 今天,如果追根溯源,1952年,正是这场断裂的起点。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中央确立了学习苏联模式改革中国大学制度的方针。如何改法?教育部请来的总顾问阿尔辛杰夫一言以蔽之:消减综合大学,增加单科院校。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在教育界,“思想改造”的重点正是要清除英美办学理念对各个学校的影响。清华大学受美式教育思想的影响尤甚。即使在机械系,教授们也主张“通才教育”,认为“同学们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来办工程,所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学等,都得知道一点”。
潘光旦本人更是这种美式教育的典范。他于1913年入清华学堂学习,9年后,来到美国东部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主修生物学,两年后获得学士学位,此后继续在美国纽约州长岛冷泉港的优生学记录馆、冷泉港的卡纳奇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林洞镇的海滨生物研究所等学校和机构,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和生物学。 奉行通才教育的美国大学鼓励学生跨学科学习。潘光旦充分“享受”了这种自由,他的兴趣并没有停留在生物学等自然学科领域。人们经常看到拄着拐的潘光旦整天在图书馆里逛来逛去,什么书都看,从心理学、文学、哲学,到犯罪学、日本历史、德国思想等等。1934年,潘光旦回国后,很快就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成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事实上,苏联不仅没有取消社会学,恰恰是中国取消了社会学之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开始迅速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