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把后现代建筑放在被告席上,人们将会发现自己不经意就有了一张长长的控诉名单。5 `9 l! `& X" |; s L
在赫佐格和德穆龙设计的日本东京Prada旗舰店里,为了适应倾斜的地板,人们不得不使用高度不一的货架。在让•努韦尔设计的卡蒂埃基金会总部,这件仅用玻璃和钢建造的全透明作品中,人们只好在地面上铺上地毯,以避免尴尬的“春光乍泄”。在涌现理论似乎是信手捏出的建筑空间里,人们必须采用扭曲的姿势,来依从墙壁欣赏展览的作品。人的需求与建筑的自我表达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我们不得不选择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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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透明的卡蒂埃基金会总部】/ r9 O& N9 ~: [" o/ t1 {( {. U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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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理论的空间】
7 [8 p* w0 q: Y/ [" s$ f( {# J“在感觉舒服的地方就意味着忽视建筑。”这句来自彼得•埃森曼的宣言,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张扬的建筑注脚。建筑是为人服务的。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失去人的建筑,也就失去了本身存在的价值。但反观现当代的一些建筑风格,人的需求与价值,常常让位于建筑本身的价值,人的体验变得无足轻重。 柯布西耶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满怀激情地说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使用的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标志。为普通人、所有的人,研究住宅,这就是恢复人道的基础,人体的尺度,需要的标准、功能的标准、情感的标准。就是这些!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一切。这是个高尚的时代,人们抛弃了豪华壮丽。”曾经束缚在宗教、仪式、语言和象征中的建筑,在那个充满激情与革新的时代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 T# v+ V$ x! E" ] g3 l这带着浓厚英雄主义色彩的宣言似乎预示着人本主义的盛行。关心普罗大众、恢复人道、民主主义,每一条都让“人”怦然心动。然而,现代主义建筑却走向了一条与人性截然相反的道路。机器美学将个体的张扬再次压制。对柯布西耶而言,甚至模仿都过于突兀,复制才是城市的正解。而理想城市用纯粹的理性和完全的经济原则作为标准,尽管对于冲破古典主义的禁锢有着积极意义,却把偶然、邂逅和创造赶尽杀绝。 而柯布西耶的另一个尝试——模度系统,则从人体本身出发,试图探讨从人推出空间设计的可能性。他选定下垂手臂、肚脐、头顶、上伸手臂四个控制点。它们与地面距离分别为86、113、183、226厘米。利用这些数值为基准变换,可以形成“红尺”和“蓝尺”两套级数。将这些尺度作为横纵向坐标,便可生成大小不同的正方形和长方形,称为模度。柯布西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设计工具,运用在实践设计中,例如马赛公寓、圣迪埃工厂、朗香教堂等等。 9 M& Z3 D# E! k# n
【柯布西耶的人的尺度】3 _" _6 T' c1 q# j! q
这种对人体价值的推崇,或许可能滥觞自古希腊时期。相比与古埃及神庙或哥特式教堂中的“神的尺度”,古希腊建筑表现出一种浓厚的“人本主义”。古罗马的维特鲁威曾这样描述古希腊柱式:“希腊的多力克柱式体现着男性的简约之美,其柱高与直径之比约为6:1,看上去质朴雄浑,是一个完美的男性人体范本;爱奥尼柱式则以华丽精巧著称,其柱高与直径之比为8:1至 9:1,整体形态修长、纤细,表现了女性之美。”不难总结这类范式的共同点,那就是用人的价值,尽管可能还仅仅局限在对人体本身的迷恋上,来指导建筑设计。
( ]6 h" t. H' w% x" I心理学的尝试能否从人本身的感受与经验出发,构建我们的空间与建筑? 环境心理学,一门探究环境与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学科,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精神病医生欧斯蒙德(Humphry Osmond)发现,一些空间的座位排布会起到将人们分隔或联系起来的效果,他将其称之为社会离心空间(sociofugal space)或社会向心空间(sociopetal space)。
/ p8 r: A1 B" D6 B6 w2 X【诸如火车站休息室的长椅将人分隔开来,属于社会离心空间;而食堂里的圆桌能将人拉拢,属于社会向心空间】 欧斯蒙德的医院新装修了一间休息室,但却没有多少病人光顾。心理学家索默 (Robert Sommer) 接受欧斯蒙德的邀请,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索默仔细研究了医院咖啡馆里人们的交谈行为。这家咖啡馆的桌子可供六人就座,属于社会向心空间。索默发现,位于转角位置的双方的交谈是同侧的两倍,同侧又是对面的三倍。而休息室中的座位是背靠背排列,尽管看起来秩序井然,也方便打扫,却起不到促进社交的效果。依循索默的建议,医院对休息室中的座位重新进行调整,这里也变得热闹起来。 ! k; L6 W: k$ Y& v
【索默关于座位交谈的研究】
' f$ s x- }0 D$ u- [在这个实例中,人的感受还仅仅主导了空间中的物品摆放。而亚历山大 (Christopher Alexander ) 和他的团队在《建筑模式语言》中的研究,却已经试图干涉建筑设计的基础——空间。例如,根据人们的主观阈值,停车场所占的区域不能超过9%。由于夫妻双方同时有亲密和隐私的需求,夫妻住宅既需要两人共享的公共空间,也要设置完全个人的独居室。根据小组规模和活跃人数的关系,以及人们互相交流的有效距离,可以确定小会议室的大小规模。亚历山大试图从人的主观体验和需求出发,重新定义建筑的表达语言。 这个思路在他的模式183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靠近你的背后有没有墙”“你的前方有多大的空地”“工作空间的周围围隔的总量”……亚历山大的团队将影响一个人在工作空间中对封闭程度的感受,划分为诸如此类的13种可变因素。经过调查统计,他们计算出工作空间的最优解。 * K/ ^- R) w0 e2 ]8 G0 C- q
【理想的工作空间】5 @) g# N# o! v( d" d% |. h
当现代主义建筑的矛盾一再凸显,用精确量化的科学手段,代替建筑设计师直觉的主观感受,这样的设计思路似乎显得理所当然。也许你会嘲笑穷举建筑的所有可能是一条没有止尽的征程。分解空间的所有细节,这样的归纳无穷无尽。也许你会冷冷地指出,在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尽善尽美并不意味着整体的胜利——将全世界最美丽的眼睛、鼻子、嘴巴等集合在一起,却只能得出一张不伦不类的脸。路易•康早就断言:“建筑必须有好空间及坏空间。” 也许亚历山大的“理想之宅”只是空中楼阁,但它无疑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重要的设计思路:回望建筑的本质,满足人的栖居需求。 缺失“人”的建筑后现代建筑中也曾涌现过“波尔多住宅”这样温馨体贴的作品,将建筑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体现得淋漓尽致。男主人因为一场车祸,不得不与轮椅相伴余生。设计师库哈斯(他也是央视新大楼的设计师)重新更改了他的设计方案,以照顾男主人的特殊需求。房屋中央设置了一个3米见方的升降平台,既是主人日常的工作台,也是他上下楼的升降工具。大量运用的玻璃幕墙让主人足不出户,就能尽收波尔多市的美景。这栋建筑成为了主人的全方位保姆。而库哈斯在他的作品中化身为缔造奇迹的上帝,让业主重新“站立”了起来,尽管只局限在私人空间中。+ q" a) I2 f, T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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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W, n* i8 C1 t# V【波尔多住宅】* ~' a6 C, w: ?+ v+ d& x7 \+ @9 e
然而,人的声音仍然淹没在车水马龙与人声鼎沸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人享受噪音,喜欢污染,推崇拥堵,崇尚密集,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城市的日益膨胀。1 l5 {8 @3 g+ M8 z& R* B1 L
或许从越来越纪念碑化的建筑中寻找人的价值,本来就是缘木求鱼。缺失了人这一核心变量,建筑也注定和另外一些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分不清彼此。如果后现代建筑依然这样我行我素地发展,总有一天,人们会指着这些在阳光下精确表演的几何形体说:“看,那是一群建筑—— 噢,不,那其实是一些雕塑。” 它们在天幕下谈笑风生,恣意盘曲,却突兀地溶解不进城市真实的喧嚣与鼎沸中,也永远只能浮在城市沉淀记忆的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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