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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打印本页]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08:58
标题: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本帖最后由 everfree 于 2012-8-28 10:12 编辑

许小年：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搜狐财经资料图片）
[ 编者按：本文由作者根据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必威APP精装版下载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一家报纸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自行对讲稿进行了删节和编辑，于8月21日刊出。作者在循法律程序处理这一侵权事件的同时，授权搜狐财经刊登讲稿全文。]

非常高兴到新疆来,和大家交流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

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我们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我们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我们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画一个沟的横截面图，美国人在沟底，欧洲人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滑到了中间，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正开始往下滑。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中国及欧美经济走势图


中国及欧美经济走势图：中国开始下滑，欧洲在中间，美国在沟底。 [保存到相册]

我想强调的是，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政府“4万亿”计划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的计划。其实“4万亿”只是个代名词，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找不到准确的数字。财政新增的投入，1万亿至2万亿可能是有的；2009年新增贷款10万亿，2010年新增贷款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大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过去，经济再次下滑，而且是带着更为严重的病症往下滑。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你“4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这个“4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那时有多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好时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增加投资，唯恐赶不上这班快车。结果怎么样？从担心踩空到追加投资，现在深度套牢。所以我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打乱了企业的预期，打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在企业家碰到我都问：“政府什么时候放水？”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还想再被套一次吗？在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里，政策对经济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眼睛盯在政府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企业家如果总想着怎么把准政府的脉搏，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而是在经营传统的农业。传统农业有什么特点？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是靠天吃饭，而是旱涝保收。企业如果每天都在猜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并且以此为基础制定经营计划，这个企业就危险了。老天不下雨，今年干旱，农业没收成，企业可以没有收入吗？

从“4万亿”一出台，本人就持反对意见，因为这4万亿的绝大部分是投资，而中国经济的问题正是投资过度，形成了太多的过剩产能。大家看到了媒体的报道，明明知道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投资项目，得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手舞足蹈，“吻增长”（亲吻增长）。这个批文是什么？是死亡通知书。钢铁行业产能大量过剩，现在又上一个大钢厂，这不是找死吗？但是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短期化，没人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着想。

方向错了不改，反而越走越远。“4万亿”扔下去，连基础设施都过剩了，高铁过剩，公路过剩，机场过剩。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了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的状况大家都知道，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是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高铁没有独立运营的能力，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活不下去，这就是过剩的标志。健康的实体一定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能够盈亏平衡。

收入分配恶化，消费不可能成为增长新动力

当投资驱动走不下去时，人们把希望又寄托在消费上。想什么呢？中国的消费者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可怜的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让人家冲上去扛大梁？你以为消费者是谁？消费可不是想拉就拉得起来的，收入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决定消费，并不是你出一个政策，提一个口号就能拉起来的。在投资、外需没戏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够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我的回答是：不可能。大家做理财，都知道有一句话，“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理人家，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现在要消费者去推动停转的轮子，这不是一厢情愿么？

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这张图是政府预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地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政府预算财政收入/GDP

这张图还说明了另一个问题。有人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原因，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话不符合历史事实。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不是强势政府，而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弱化，是国退民进和小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0%逐年下降到1995年的10%。政府少收，企业和居民多收，经济就繁荣。家底厚实一些了，政府就开始伸手，1995之后的15年是国进民退的时代，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收入分配对政府有利，对居民不利，消费不可能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增长落后GDP。不仅如此,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过去十年中，统计局未发布基尼系数，我们能得到的数据是2001年的，那一年是0.4，这是国际警戒线,高于这条线，社会稳定就可能出问题。现在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没人知道,有些民间的独立调查表明,已大大超过了0.4。

为什么谈收入分配？不仅因为它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就越是上不来。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级，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级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探索新出路

中国经济需要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充其量是鸦片

外需的疲软仅仅是当前经济下行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我们片面地追求GDP的高增长，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体现在产能的形成和投放超出了国内居民购买力的支持。内因是主要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暴露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

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宏观层面上，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微观层面上，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去应对？不能像2009年那样，再来一个“4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减轻痛苦，但不能靠去疼片治病，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只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消炎药副作用太大，其实所谓的副作用不过就是政府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政府要的是速效，是他任内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中国经济今天需要动结构性的手术，不动手术，吃多少去疼片也没用，无论什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最近政府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时的投资只能是增加更多的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添加两件昂贵的殉葬品而已。货币政策充其量就是鸦片，而鸦片也提不起神来了，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而不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意愿不足是因为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再发货币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不认为，宏观政策有多么重要，我也不认为，只要推出刺激性的宏观政策，中国经济就可以反弹。

动辄国有化是强盗逻辑，保护产权不能半遮半掩羞羞答答

出路是什么？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永远跟它说再见，同时思考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其实也谈不上新增长方式，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回到改革开放就可以了。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能希望。中国经济不差钱，政府有钱，民间也有钱，差的是能够盈利的投资机会。新的投资机会从哪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问题不在文件，而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如果第一个“36条”起了作用，就没必要出第二个。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我要相信第二个能起作用呢？是不是这个逻辑？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中欧校友问我，铁道部现在有投资机会，敢不敢进。我说我不敢，怕进去后他来个关门打狗。

真要开放垄断行业，让民间投资，除了放松和解除管制，还要尊重和保护民间财产权。如果不保护民间的财产权，信心就无法重建。

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欢迎民间投资，大家去了，浙江的商人跑到山西去。煤挖出来了，碰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期，煤价上涨。政府一看，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搞了个国有化，煤矿统统收回。人家有合同，签了字的，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陕西是收油田，油打不出来的时候，鼓励民营企业去打油，打出来以后，油价上升了，就把油田全部收回。这和抢劫差不多，还振振有词，山西说我们不能出带血的煤，民营煤矿老出事故，所以要收回，国有化以后就不出事故了吗？陕西说要制止资源的无序开采，当初请人家去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无序开采的事呢？最近央企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大街小巷的面馆要不控制在政府手里，市场是不是也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强盗逻辑。黑龙江说什么？不光你的煤矿和油田归我所有，连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的,在黑龙江开发太阳能和风能，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

这是对民间产权赤裸裸的侵犯和掠夺，“新36条”鼓励大家去投这个、投那个，我投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铁道部日子过不下去了，要吸引民间投资。我来投资，铁路建好赚钱了，你是不是又要国有化？我敢投吗？我不敢，我躲得远远的。

中国经济到了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的出台几经波折，不管怎么样，毕竟出台了，这是一大进步，但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办外国护照，到国外买房子。

鼓励民间投资，国企就要逐步退出，不然的话，民企进了垄断行业也生存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有政府关系，有资源优势，我怎么和它们竞争？

重申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重建民间的信心，不仅对于活跃民间投资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前提。要从制造型经济转变为创新型经济，就必须保护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创新，而知识产权只是私有产权的一种，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

国企垄断资源只能暴富一批人，恶化收入分配

在对内开放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改革调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调整收入分配，不是政府发文能办到的，也不是政府机构起草规划能办到的。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了收入分配，所以首先要研究资源和市场的公平分配。为什么大学生就业喜欢选择国企、央企？央企工资高、福利好，接着问为什么工资高？因为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赚钱容易，企业效益好。为什么有些市场只有央企能进入，而我不能进，凭什么？为什么有些资源只有央企能开采，我不能开采，凭什么？960万平方公里地下地上所有的资源归每一个公民所有，凭什么政府和国企垄断？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垄断资源和市场，不单是国企受益，一些民企为了得到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和衙门打交道，官商勾结，暴富了一批人。如果从根子上、从源头上就不平等，后面怎么能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呢？

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提结构性减税，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减有增，实际上，增的比减的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一句话，要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功能。不是说市场经济可以不要政府，而是政府的经济功能太强，而社会服务功能、社会保障的功能又太弱。弱化经济功能，政府就要放弃它所控制的资源和市场，放弃这些资源和市场带来的寻租机会，让民间资金平等和自由地进入。政府转去做什么？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

如果政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到，首先进入衰退的是资本品生产部门，生产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紧随其后，如果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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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向下游企业扩散

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企业家应少关注宏观政策

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了，不要再想这些了。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要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反映了转型的痛苦，反映了创新能力的不足。过去搞制造搞惯了，低成本，现成市场，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不是这样，产能过剩，市场已被瓜分完毕。你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少关注宏观政策，或者干脆不关注宏观政策。你关注GDP干什么啊？7%还是8%，都是统计局报的，这些数字本来就不可靠。一个好企业并不是靠它准确判断宏观形势而取得成功的，就像巴菲特的成功不靠判断大市一样，靠的是对一个个具体企业的分析。GDP增长8%，活得很好，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这才是好企业。经济增长低无非使企业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好企业不会被冬天冻死。曾经有多少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风光无限，一个经济下行便消失了，大浪淘沙，到今天仍然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一定是经历过一个、两个，甚至是多个经济周期。我们思考问题，不应该集中在对宏观政策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如果把决策建立在预测宏观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企业就危险了。

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购并、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者，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小结一下。

中国经济虽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真实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官方数字是50%。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解决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增长的潜力还有，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就不那么乐观了，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要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问与答?

问：您出席了温家宝总理召集的座谈会（编注：7月9日上午和10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谈谈您的感受？

许小年：抱歉，具体的内容我就不谈了。这件事本身多多少少增强了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各位都知道，长期以来，我一直比较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政策，这样一个批评者，政府能邀请，听取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想法，说明社会的确在进步。

问：新疆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和山西基本一样，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都是国进民退的趋势。对于新疆民营企业，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你对新疆的民营企业有什么建议？

许小年：新疆的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走马观花，新疆的丰富资源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只有资源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活跃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个活跃的市场，资源不能转变为财富，反而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反而会阻碍创新的负担，希望新疆不要染上“沙特病”。

大家都知道沙特是石油蕴藏非常丰富的国家，几十年下来到现在，它的经济还是靠卖油，其他方面的能力仍然欠缺。国际上把这种现象叫做“沙特病”，卖油来钱太容易，没必要艰苦奋斗，懒得去创造和创新。

和沙特形成对照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几乎没任何资源，只有600万人口，这是它最宝贵的资源。600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动脑筋，怎么样致富，怎么样繁荣经济，怎么样在四边都是敌国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壮大。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大概仅次于美国，有一本书《创新的国度》，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不是自然资源，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和市场，资源反而成为累赘，拖累经济的发展，就像沙特那样。

依照现在的形势，“国进民退”还会继续下去，经营环境短期内无法扭转。对于所有的民营企业，我想借用冯仑的一句话：熬，伟大的企业都是熬出来的。如果顺风顺水，干什么、怎么干都赚钱，还要企业家做什么？企业家就是在逆风逆水的情况下，在外部环境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求生存和发展之道。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都被政府和国企垄断，企业家对自己要有信心，找到自己的市场。

问：一些企业，包括一些中小企业，可能在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会遇到融资困难，上市比较难，银行和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贷款门槛比较高，民间资金机构数量少等问题。该如何通过这些途径优化资本结构？谢谢。

许小年：上市不是常规的融资渠道，而是退出机制。上市是成功以后的报酬，而不是奋斗过程的给养。特别是中小企业，基本没有上市的可能。

贷款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中小企业贷款难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首先要判断一下你的企业适合贷款融资，还是股权融资？判断的依据是企业的成长性。如果成长性比较好，应该更多地关注股权融资，要找VC、PE。如果成长性差一些但收入比较稳定，可更多考虑债务融资。把企业做好，不愁找不到钱，市场上做投资的人很多，往往是钱找企业，而不是企业找钱。

问：我是做煤化工的，您刚才说到的产能过剩，我们是最集中的代表。我们是湖北宜昌市国资委主导的企业，想把产能转到新疆，淘汰落后的产能，提高产能的综合集中度。你如何看这样的转型模式？

许小年：你的问题太具体了，而且我对煤化工也不太了解，只能讲讲带有共性的问题。

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要思考，那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紧迫，以前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也可以生存，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被满足，有现成的市场。只要成本和价格不太高，你生产出产品，市场上总有人要。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资本品、消费品市场基本都饱和了，你想买产品，必须从其他人手里抢夺市场，这就要靠本事了，也就是核心竞争力。

所谓核心竞争力有两条。第一条是你做的别人做不了，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别人做不了苹果手机，或者做得没有苹果好，核心竞争力就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第二条更为重要，你的优势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难以复制的。市场中没有秘密，技术的秘密、商业模式的秘密，迟早别人都会知道，都会被抄袭和模仿，如果竞争对手知道你的优势，但他想学都特别困难，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转型时，应该思考的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常问中欧的企业家学员：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资源整合能力强。换句话说，就是和政府关系好，“整合能力”是政府关系、社会关系比较委婉的说法。我不反对你和政府搞好关系，在中国，做企业离开政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关系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会拉关系，我就不会吗？你会喝酒我就不会吗？你的竞争优势能够轻易地被别人模仿，这不叫核心竞争力。

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所在，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通过良好的政府关系你当然可以赚钱，但是别忘了，虽然赚钱和价值创造密切相关，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赚钱并不意味你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价值创造能力，迟早会赚钱。捕捉交易机会，能赚钱的是商人，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家。我当然不反对你当商人，但要搞好一个企业，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是什么？价值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逐渐形成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战略，形成战略的实施方案。我所看到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突出的，在行业里能够做到前三，有别人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优势。

问：新疆经济高速增长，有一个提法，是“内地产业的承接地”。怎样看新疆作为内地产业承接地？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回避内地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所谓旧模式？如何看待我们机遇和危机并存的情况？

许小年：作为经济学家，我并不关心GDP增长是多少，GDP增长是经济活动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GDP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这是内地的一个教训。

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干部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如果排末位，官帽子就没了。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而不是表现在宏观的GDP数字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GDP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就是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问：企业家面临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才能突破旧的商业模式？

许小年：作为教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我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



作者:老鹰 时间:2012-8-28 09:17
强烈建议读10遍。
作者:LIAOYAO 时间:2012-8-28 09:28
凡事都有两面性，角度不同解释就相异。
作者:老鹰 时间:2012-8-28 09:54
兄弟把图也补上。好文越长越好。
作者:活的自在 时间:2012-8-28 10:07
句句见血啊
作者:韭菜炒大葱 时间:2012-8-28 10:11
老师让同学回家后写一篇有关"国家"、"党"、"社会"和"人民"的作文。小明不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就去问爸爸。爸爸告诉他："国家是最大的，就象你奶奶。党是最有权利的，是一家之主，
就象我。社会就是为党和国家干活，还得听党的，就象你妈妈。人民就是最小的，
说什么也没人听，就象你。"晚饭后，小明想写作文，可是还不是很明白这些事，就去想问奶奶，可是奶奶

已经睡了。小明去找爸爸，爸爸和妈妈正忙着"床上运动"，爸爸一看他来，两个

耳刮子就给打出来了。小明没有办法，只好抹抹眼泪，回房间自己写作文了。

第二天，爸爸接到老师的电话："你是小明的父亲吧，""是啊，什么事？""关于小明的作文。。。""是写的不好吗？""不，是写的太好了，我怀疑不是他自己写的"。。。。。。

小明的作文是：国家已沉睡，党在玩社会，社会在呻吟，人民在流泪。
作者:华山一道 时间:2012-8-28 10:14
老鹰 发表于 2012-8-28 09:17
强烈建议读10遍。

目前读完一遍，思考过一遍
作者:互通有无 时间:2012-8-28 10:17
GDP本身就是个屁；美国的官员靠选票，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GDP，看实惠。老百姓的实惠才是真正的综合政绩。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02
本帖最后由 everfree 于 2012-8-28 14:11 编辑

许先生只是个经济学家，他的工作只是发现问题、剖析根源、提供思路，只要能说出真话、指出真相，就是尽职尽责，这在中国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能做到这点，实在令人敬佩。

下面再帖两篇我认为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大家可以对照思考。
后面又加了一篇胡释之的采访和郎咸平近期的演讲，供大家对照参考。

文字挺多，读完要花费些时间了。O(∩_∩)O~

10楼：许小年：权利得不到保护就不会有创新
11楼： 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13楼、14楼：胡释之访谈：凯恩斯主义的破产
15楼：郎咸平：中国经济病入膏肓 屌丝国度形成中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16
许小年：权利得不到保护就不会有创新



　　7月27—29日，在2012（第十二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发表演讲。他主要围绕破坏性创新需具备的四个条件展开演讲：需尊重、鼓励、激励创新；需为企业开辟多元、灵活融资渠道；需营造良好竞争环境；需有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

　　许小年：
　　大家上午好。关于破坏性创新，需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社会要对创新尊重、鼓励、激励，要鼓励创新者。在此向在座的各位表示敬意， 你们没有选择稳妥而高收益的公务员道路，而是选择了充满创新的风险之路，中国的道路未来在你们身上。对于创新者不仅要尊重，而且还要保护，保护他们的权力，保护他们的产权和支持产权。如果权利得不到保护，创新者就不能获得创新的回报，就会减弱创新的激情。所以，对权利的保护是创新的基础，在权利保护之下，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风气，要尊重创新者、鼓励创新者、保护创新者。
　　第二，我们需要给创新企业开辟多元的、灵活的融资渠道。这个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非常活跃的风险投资，没有非常活跃的天使投资和PE投资，创新企业是不可能成长的。这是金融方面的条件，要有多元和灵活的融资渠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我们在金融改革上需要加大力度，需要减少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开辟出更大的空间来，使得民间的投资者能够和创新企业家一起工作，能够在更大空间上寻找更多的创新机会。
　　第三，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在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方面，我们现在存在着一个误解，不仅是社会公众，政府也经常把有序竞争挂在嘴上。我们没有想到，对有序竞争的强调压制创新的力量，创新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创新本身就是会打乱现有的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为了使这些破坏性的创新能够出现，我们要对市场竞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良好的、宽松的竞争环境意味着允许、鼓励破坏性力量的出现，允许和鼓励破坏性力量的不断发展，而这个与有序竞争的正好相反。实际上破坏性创新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如果创新不具备破坏性，就不是创新。创新一定是带有破坏性力量的，这是由奥地利后来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在研究创新方面最杰出的经济家，由熊彼特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破坏性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益而不是静态的效益。要允许破坏性力量的出现，鼓励破坏性力量的出现和发展，需要政府放松管制、减少干预，逐步退出经济，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破坏性创新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带来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组织方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从简单的制造业逐渐转向到以创新为基础的新的增长模式。这是第三方面，破坏性创新所需要的社会环境。
　　第四方面， 要有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文化以及自由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社会中标新立异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白眼。思想的自由是所有创新的基础，创新就是自由思想的结晶，任何对思想自由的限制都会压抑创新的力量。在开放和自由的社会文化中，我想跟各位交流的一点，这个文化不仅是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还是一种失败的文化。我刚刚带学生从硅谷回来，在硅谷中我们和企业家、投资家交流，大家谈到硅谷的成功，异口同声地讲“硅谷之所以成功，因为它有一个失败的文化”，这个失败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勇于尝试，不惧怕失败，而且在失败之后不耻于言败。失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的成功概率是很低的。创新，90%以上是要失败的，成功是极少数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心态，对创新没有客观冷静的认识，如果想象“我只要创新就一定成功，如果不成功就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会降低大家成功的概率。在硅谷的晚餐会上，我们见到过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不知道他大学毕业没有，他很自豪的谈起创业经历，而且他很自豪的说他失败了，他也没觉得什么。这些风险投资家，我们所看到的成功者，刚才何社长所讲到的百度、腾讯，它们是少数的幸运者，他们成功了，但并不意味着那些失败者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90%的失败，就没有这些少于10%的人的成功。创新是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的过程，它的失败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的社会文化，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这个成王败寇的社会文化对创新产生了潜在影响，要推动我们国家的创新活动，需要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失败者也是光荣的，因为你们已经尝试过了，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了，无论成功与失败，你们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将是不一样的。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原文刊载于《中国企业家网》，原标题为《许小年：不具备破坏性的创新不是创新》）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24
许小年：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 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

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
　　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440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3400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
　　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
　　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
　　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
　　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

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 。
　　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
　　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
　　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
　　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
　　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
　　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
　　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转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
　　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
　　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价值中国网）
作者:laker 时间:2012-8-28 11:28
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不论来源, 所有财产合法化, 其次开始进一步的私有化进程, 政府大踏步地全面退出, 但没提中产阶级如何增长, 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如何完成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功能. 可以预见的一点是, 富人将成为社会和政府的主宰, 同时国家机器变成他们的合法化的私人工具.
总而言之, 我对中国的富人没有多少信心, 无论是不明来路还是合法地致富.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34







许小年进中南海说明经济到了很紧要关头
这次把他们请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说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产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层次上，决策层的思潮也是在变的，也是不再信奉凯恩斯主义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经济规律的道路上来
财知道：7月9日和10日，温家宝总理召开了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一些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像许小年、周其仁、曹远征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尤其是许小年，这几年一直是作为宏观政策的批评者存在，您是怎样理解这个举动？您觉得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胡释之：这首先就是说明温总理确实是一个很有度量的人，很大度的人，当真叫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就像你说的，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过去几年没少批评我们的一些宏观政策，尤其像许小年，不但是频次上，而且表达方式上也是相当激烈的，是比较尖锐的一种批评。
财知道：简单说一下许小年的观点？
胡释之：许小年他最近说的多的一个观点是说要放弃18亿亩红线。此前的茅于轼，还有像许小年、任志强等人，都是对这个东西提出了不同意见，就说18亿亩红线是直接导致现在房价高，降不下来这么一个困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点，这里有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我们经济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很紧要的关头，政府也知道，再用传统的那种老路是走不出来的，必须要吸收一些新的想法、思路，哪怕是跟自己以往所信奉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
我们此前应对危机，我们所追捧的，都是一些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无论是财政政策也好，还是货币政策也好，要求靠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扩大货币供给，来走出危机。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政府也感觉到这一套其实再用的功效已经很小，而代价很大。
像许小年、周其仁这种，都是很典型的反凯恩斯主义者，这次把他们请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说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不但是在老百姓那里破产了，而且在中央政府层次上，决策层的思潮也是在变的，也是不再信奉凯恩斯主义那一套，重新回到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经济规律的道路上来。这本身就是很提气的一件事。
刺激经济是打激素吃兴奋剂 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
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破八，降到了7.6%有必然性。你搞刺激下的繁荣，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打个比方，通过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兴奋剂、吃伟哥什么的，通过走捷径变得强壮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后一定会生病，你的身体功能一定会衰败
财知道：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又增大，刚刚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今年2季度的GDP增速三年来首次破八，降到了7.6%。您怎么看待这几年的经济表现？我们回头检查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政策，现在的经济状况有没有一个必然性？现在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胡释之：这个你讲的很好，现在的问题我们看起来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但在我们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这些其实都是早先就可以预计到的，就是必然会发生的。像刚才讲的许小年、周其仁这些学者，你要说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被重视，也是因为他们早前就对现在出现的问题发出过警告。
像我们搞四万亿刺激的时候，许小年、周其仁都出来很明确地警告，说你这么搞一定会导致后期的通货膨胀，乃至会导致你的问题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你的结构问题会变得更大更严重，刺激的效果是绝对不可持续的。要知道那时还是CPI为负的时候，还是大家都在奋力战通缩的时候，说那种话不但需要有很深的见识，还真是需要一点胆识和自信，不怕被人骂不懂经济和观念落伍。
所以到了今年，表现就更明显，经济就开始没办法保持刺激下的繁荣，开始要往下走，因为它违背经济规律。你搞刺激下的繁荣，繁荣之后必定是萧条。打个比方，我们当然都希望自己身体越强壮越好，但如果你不是通过一个健康的饮食和合理的锻炼等等，而是通过外在的力量，打激素、吃兴奋剂、吃伟哥什么的，通过走捷径变得强壮有力，那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最后一定会生病，你的身体功能一定会衰败。
人有生理规律，经济其实也是这样，它有它内在的运行规律，你要违反这个经济规律去拔苗助长，去搞硬启动，搞硬起飞，那必然就会有硬着陆，必然就会有调整的压力，必然就会爆发经济危机。
财知道：举个企业的例子说明一下？这样说起来有点粗。
胡释之：最近的三一重工，在闹裁员风波。我们讲刺激经济，其实对什么行业是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离消费越远的行业，这种重工机械行业更是影响最大。刺激下去，他们是会增长最快的，他们是最先受益的，他们带动的投资最大，但是等这种刺激效应过去以后，大家明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钢铁、重工机械的时候，这些重工业企业会第一个感觉到他的产品不好卖了，他会第一个感觉到危机来了，包括他产品的价格，都会率先地下跌。你像前段获批的湛江宝钢的吻增长项目也停下来了。
我们看到刺激刚开始的时候，PPI一定是比CPI要涨得更快，跌的时候是PPI要比CPI跌得更快。最新的数据，PPI连续四个月下滑，负增长的，CPI虽然涨幅下跌，但还是一个涨幅为正的状态，还是一些人眼中的有利经济的适度通胀状态。
所以刺激政策其实对消费行业影响不是很大，而对这种重工业行业是影响最大的。在短时期内，几年内，坐那种过山车，从云端跌入深渊。三一重工这个例子，最典型地反映这种刺激式增长的跌宕起伏和不可持续性。
救市是转移问题不是解决问题 无必要也救不了
如果4万亿要真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去搞，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没有谁会觉得经济增长快了不好吧。增发货币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我们没必要说等到像现在说面临通缩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经济，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
财知道：现在这个形势看起来挺忧心忡忡的，这个时候政府有没有救市的必要？还是说完全不管？
胡释之：我能理解这种心情，包括2009年推出4万亿计划时的那种心情。我们讲一个人生病肯定是不好的，我们看到他发病，看着他疲软无力，肯定感觉很不好，但我们要理性对待这个问题。
先讲我们政府救市，我们怎么救？是说政府公务员都不吃不喝，拿自己的钱去救？或者说政府公务员都下海去创业，去加班加点开发新产品，去刺激市场？其实不是。你要说减税也还说得过去，它确实是一个救市行为，就是说政府让利给民间，刺激民间的投资，这个是非常有用的。但政府做得更多的是增发货币，或者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去刺激经济，那这就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是用增税的方式，我们讲通胀也是一种税，用提高大家财政负担的方式去刺激经济，那这其实就是转移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政府看见经济萧条，政府确实会主动想去救，包括老百姓也会希望政府去救，但我们要想一下，如果政府真这么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让政府出手？我们完全可以一直都让政府去办啊？如果4万亿要真管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等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去搞，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啊？没有谁会觉得经济增长快了不好吧。增发货币要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话，我们没必要说等到像现在说面临通缩之后再去搞，再去刺激经济，我们完全可以天天搞，月月搞。而且其实老百姓也就根本不用工作，靠政府去刺激就够了。
为什么没有这么搞？就是说明政府这么搞并不是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它没法促进经济发展，没法真正解决问题，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所以希望大家醒悟过来。发病了不好，我们要去找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吃错药了，把身体吃坏了，再吃的话人就会毁了，所以必须停药，一停药各种毛病就出来了。这个用戒毒的例子来说可能会更好懂。开始我们给他吸毒，他很嗨，生活也很愉悦，每天精神抖擞，但是你要老吃，老吸的话身体就垮了，所以必须给他停药，但一停药，他各种不良反应就出来了，他会萎靡不振，会很颓废。但你不能看着他开始颓废，你又去重新给他吸毒。
这个时候需要你去忍受这种治疗的副作用，忍受这种阵痛，釜底抽薪地把他病治好。只有你坚持地停药，那他毒品的发作期可能就会很容易地度过，它很快可能就会恢复正常。所以真正应对危机的方式是根据这个人生病的病理去对症下药，而不是重复错误。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34



危机倒逼改革是不幸中的万幸
中国其实相对于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制度改进空间还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变革，通过放松管制，开出一块新的市场和健康增长空间。这种改革就激发出新的生产力，来化解现在的局面
财知道：现在的经济下滑，可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改革契机？
胡释之：这就是我们老说的危机倒逼改革，确实一定程度上有这个道理。我们讲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它初期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都好，GDP增长速度恢复很快，CPI涨幅其实也没什么太上升。那个时候你去提改革，去反对凯恩斯主义，是没人理睬、没人听的，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觉得你是想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阻碍中国崛起。大家会说中国好好的啊，凯恩斯主义很神的啊，工资也涨了，收入也高了，产品也好卖了，物价也没涨太高。
但这种刺激式增长，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可持续，到了后期，等到物价开始涨起来，通胀开始显现出来以后一定会面临一个两难局面，或者叫做骑虎难下的局面。要么就是说继续保持高增长，然后物价也跟着涨，成为一个高通胀经济。但这种高通胀的危险，我想任何一个当政者都很清醒，包括温总理他也清醒。所以，他必定不能容忍这么跟着老虎疯跑，会累死的。但你要去解决高通胀问题，就必定要收缩货币，要把老虎关进笼子，要去减少放贷，停止之前的错误投资，要停下来。
这又会出现什么局面？一下子又会发现经济开始跌落，被老虎吃掉。到最后一定存在这种两难局面，要治理高通胀，就必须要经济增速降下来，而要让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又必然会出现高通胀。这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宿命，逃不掉的，高增长和高通胀成了一对双生花。
所以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两难局面，出现这种危机的时候，无路可选的时候，那政府真的要开始瞄准第三条道路了，瞄准我们说的改革，只有改革才可能化解这种两难困局，幸好这也不是什么新路，而是我们曾经成功走过的老路，被实践证明非常有前景的一条老路。
中国其实相对于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转型国家，我们的制度改进空间还很大，我们可以通过改革，通过制度变革，通过放松管制，开出一块新的市场和健康增长空间。这种改革就激发出新的生产力，来化解现在的局面。所以政府才开始重视改革的意见，才重提改革，我想这其实也是这次把这些市场化改革派经济学家请过去的一个重要背景。
但要靠危机来促改革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是交了巨额的学费才知道玩火会烧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危机没来的时候就看到违背经济规律做事的危险，早早启动改革？非要吃一堑才长一智？而且有时候吃了一堑也不一定长一智，要是被错误总结出个什么中国模式来，那只能是危机促发更大的危机了，别去想还能促成什么改革了。
中国改革的路径就四个字叫国退民进
国有经济其实又都是属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动这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这种利益纠葛是很难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亲儿子开刀，是很难下手的。所以有时候也只能说是发发文件，哄哄那些干儿子，让你知道当爹的也没忘记你们，也很重视你们，但实际上是做不下去的
财知道：中国下一步改革的路径是怎样的？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胡释之：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实非常简单，就四个字，叫国退民进。我们的所谓改革就是从一个绝对的公有制经济，百分之百的公有制经济，向一个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越市场经济则国有经济的比重越低，民营经济的比重越大。
所以我们下一步改革的路径很清晰，就是按照我们过去30多年走过来的路径继续扩大民营经济的份额，减少国有经济的份额。你要说再次改革，其实就是我们要搞再次的国退民进，启发民间的企业家精神，这是改革的出路。
财知道：您怎么看待最近中央要求落实新36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胡释之：这个其实温总理在这次座谈会上也谈到，就是要办几件鼓舞人心的实事，这在新36条上是一个进步。我们讲旧36条也好，新36条也罢，其实都是文件，都是口头上的，都没有落到实处，导致民间资本根本不信。所以不管是旧36条还是新36条，要发挥作用，要真正起到促进民营经济的作用，第一条是要让人相信，让人相信你不是单单一个口头文件，而是要办实事。
为什么旧36条和新36条都会停留在纸面执行不下去呢？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裁判员和运动员是一起的，我们还有很大的国有经济。像温总理这次讲的铁路、能源、电信这些领域，都是所谓的国民经济命脉，都是谁在把握？都是国有经济在掌控。而国有经济其实又都是属于政府的，你要政府去推动这些国有垄断行业放开，这种利益纠葛是很难做的，等于是要你去向自己的亲儿子开刀，是很难下手的。所以有时候也只能说是发发文件，哄哄那些干儿子，让你知道当爹的也没忘记你们，也很重视你们，但实际上是做不下去的。
旧36条和新36条停留在纸面上，不管是之前叫鼓励非公经济发展36条，还是现在叫鼓励民间投资36条，要干实事需要的是什么？那真的是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要有大义灭亲的魄力。所以我觉得重要的其实不是叫促进民营经济的36条，而是叫限制国有经济的1条。当然因为国有经济它会给自己编很多维持它垄断的理由，所以也可能我们需要有36条来反驳这些理由，去执行限制国有经济的方针。
我们急需的是要做这个事情。民营经济其实根本不需要政府任何的扶持，它唯一需要的是政府一视同仁，或者叫平等、自由。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给民营经济什么特权，而在于削弱国有经济的特权，问题不在于怎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在于怎么限制国有经济的发展。如此才能真正激发年轻人的创业热情，而不是考公务员进国企的热情，如此才能真正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热情，而不是移民热情。
只有做几件这样的实事，才可能真正激发出民营经济的活力，给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打气，给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增长注入真正的活力。这次我看到像刘强东这种创业型的企业家也受邀出席了温总理的座谈会，这就是个很好的现象。前阵我和茅于轼到江苏宿迁，在他们市委党校演讲时我就跟他们当地官员说，企业家是财富的最主要创造者，看宿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能不能发挥更大作用，就看宿迁能不能冒出更多的刘强东这种的企业家，而看宿迁自己的经济增长前景，就看有没有更多的刘强东这样的企业家去你那投资兴业。企业家是最重要的资源。
如果改革，房价可能回归到正常的价位
你像我们现在处理类似房价的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发货币，然后导致房价起来，房价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是个问题，我们又用限购，靠加强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很多问题都这样处理
财知道：如果像刚才您说的那样，中国真的改革了，那目前的房价会不会发生暴跌，或者坍塌的一个局面？
胡释之：这不是求之不得的嘛。我们现在的高房价不是一个正常现象，我之前总结了，一方面是说供给没有放开，最典型的就是限制了土地的供给。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货币发行没有受限制，导致货币量增长很快。最新的数据是M2已经达到92.5万亿，正加速向百万亿进军。老百姓把多出来的钱换出去的需求很大，就去买房子等等，就用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房子，那就导致房价上涨成为一个问题。
如果真这么改革，比如18大以后真放开18亿亩红线。房价确实是有可能回归到正常的价位上，这是一个好事。我们讲正常的市场经济其实物价不一定很高，其实更可能的是越来越低。这里我想拿房子做例子进一步总结一下。你像我们现在处理类似房价的很多问题，一方面是放水，不停地超发货币，然后导致房价起来，房价起来以后大家觉得是个问题，我们又用限购，靠加强管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问题都这样处理。一开始搞通胀，通胀起来以后又去找替罪羊，又去搞行政管制，去压制价格，压制需求。但我们真正要化解这个问题其实思路是要反着来，我们得一方面收紧货币，限制货币超发，另一方面放松市场管制，解除限购，加大土地改革力度，解除对土地供应的限制。
从这两方面入手，把定价的权力交回给市场，这样房价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它就有可能就会降下来。这其实也是以后，包括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得在一个思路上有所转变，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收一放，我们得收紧货币，放松管制，管好政府自己，还市场以自由。
胡释之为宏观经济学者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1:36
郎咸平：中国经济病入膏肓 屌丝国度形成中

近日，网络曝光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8月18日在北京玺源台的业主见面会上的不公开经济讲座演讲内容。郎咸平表示，中国经济已病入膏肓。资源过剩、产能过剩、中国债务危机、通胀危机、民营企业危机、银行危机、房地产危机和消费危机，八大危机是中国经济的一座活火山，目前正是暗潮汹涌，就待某一天，从地底喷薄而出。以下是郎咸平在会议上的部分讲话内容。

你们花时间来这里听我演讲，已经是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空隙。在这个媒体的报导中，你居然发现的信息中发现许多报导的不真；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的答案就是——冰火两重天，什么叫冰，今天的楼市和股市为冰，高档楼盘高档汽车高档奢侈品高档古董高档艺术品高档服装为火。

其实你不用懂经济，你生病的感觉就是冰火两重天，发烧同时发冷。面对经济有着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就是经济也生病了，今天的危机我们的政府不堪病起，从而开错了解决的药方，结果病情更加恶化，甚至病入膏肓，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
中国经济病状

第一季度，冰箱销售额下跌30%，4月份空调销售额下跌20%，美的销售额下跌22%，格力销售额下跌20%。5月工程机械数据显示，压路机推土机下降30%装载机挖掘机下降20%。上半年卡车下41%，其中重型卡车销售量下降31%，昨天刚公布数据，昨天数据，生化煤炭集团，供应24列火车，但事实上只有4列而已。

按照政府公布的数据（但我对其可信度高度怀疑），钢铁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下跌96%，已经够多了，但是我认为还不够。造船方面，根据国际统计，登录了182家造船厂，其中46家没有造船。

轻工业方面，以我们熟悉的雅戈尔为例，去年裁员17,000人，今年第一季度利润下跌30%，李宁利润下跌64%，是该公司上市8年来第一次。

除此之外，我们政府这几年疯狂推动的高科技行业，比如，近三年推动节能减排不余遗力，现在却面临全面抨击。

以光伏企业为例，去年尚德电力亏损4.8亿美金，英利亏损5.09亿美金，上半年所有光伏企业面临全线倒闭的困境，但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已经倒闭50%，11月开始，80%倒闭。

零售方面，苏宁上半年利润下跌三次，国美负增长。但上个月GDP增长7.6%，若确实是7.6%，那真正是涨。

结果今年6月22号纽约时报，7月12号华尔街日报，7月17号伦敦金融时报，三大国际最大最富盛名报纸同声严厉谴责中国ZFGDP的数据全部造假。

真实的情况确实这样的，从去年7月份开始，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进入探底。欧洲、美国不是很糟糕吗？还敢相信媒体的报导吗？其实最糟糕是我们自己，欧洲只是进入危机，中国是更可怕的危机。美国经济已经领先所有国家回暖。制造业复苏，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危机？答案就是，与美国相反，制造业危机。中国误看病情，从而开错了几个药方

产能过剩危机

举例说明，“以高铁为例，开启资金为1.2万亿。直至6月30号为止，高铁总开启资金却为3.2万亿，资金缺口为2万亿”。以高速公路为例，4万亿高速公路建在中西部，却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在建过程中又消化钢筋水泥的产能过剩。汽车12%产能过剩，十二五后40%；钢铁去年年底21%过剩，今天35%过剩；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风能发电70%，玻璃93%过剩，种种过剩。严重的产能过剩，必将带来经济的萧条。而股市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截止到目前为止，70支股票跌到尽头，其中70%为产能过剩，包括16家钢铁公司，8家高速公路公司，3家铁路公司等等。

中国的债务危机

2010年政府总共投入了28亿万的钢筋水泥。税收8万亿，剩余的20万亿全是政府疯狂印钞。到去年10月份为止，我国共印钞35万亿，国企拿了20万亿，地方镇府拿了14万亿，地方政府14万亿一年的利息就是1万亿，地方镇府还不起，只好违约。于是乎，中国债务危机开始爆发。4月18号云南、四川、广东率先违约。也就在同一天，中国股票开始跌，并且自此开始跌跌不休。

而滥发钞票也导致中国严重的通货膨胀。去年百分之二十五，今年百分之十二。通货膨胀导致购买力下跌。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房地产危机

房地产危机更是风雨欲来。在中国多种投资渠道受阻的当下，大部份资金都流向楼市进行保值，连民企资金也不断涌入进来。而在大量资金的进军之下，近几年楼价上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如何抑制火山爆发？郎咸平说，政府搬来一块叫限购令的大石头压住了火山口。而房价也几个月未涨。

但是，大石头能压住火山吗？“火山突围只有2个出口。第一个出口，从地壳的薄弱环节再度突出爆发，那就由地产零头的五十几个相关行业第三次探底。现在正在发生。第二个出口，岩石被融化，火山再度爆发。这就是为什么3月份前楼价一直没涨，而到了7月份却开始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楼市再度火爆。”

制造业危机制

造业危机那么制造业得了什么病呢？让我们回到30多年前改革开放。今天，我不想谈改革开放是否成功，但是有一点我确定的是，我们犯下了重大错误，那就是我们在我们国家简单的定义为制造业大国，这个问题很严重。

何为制造业大国呢？那就是我们国家亲手将制造业的其它三大非制造环节，包括1、产品研发，2、渠道物流，3、关键零配件，拱手让给欧美。这问题非常严重，因为谁掌握这三大环节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定价权。

今天做制造业的企业家生活很是辛苦，每天从早到晚好不容易生产出产品，价格你说了不算，而是掌控了那三大环节的企业说了算。就以iphone为例，苹果掌控产品研发和渠道物流，一个iphone可替苹果创造360美金的价值，硬件厂商如英特尔掌握关键零配件，一个iphone可为其创造187美金的价值，而没有定价权的制造大国，以熟悉的富士康为例，只能给富士康创造6块5毛4美金的价值。

也就是说，一台iphone，苹果拿到的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尔则为其30倍。也就是说，一个没有定价权的富士康，能拿到的价值只有6块5毛4，利润一定是最低的。

以去年为例，苹果的利润295亿美金，英特尔的利润129亿美金，富士康的利润7284万美金而已，0.7亿美元，简直不成比例。到了03年之后，情况加速恶化，因为制造业的遏制竞争的开始，上市定价权加上遏制竞争，终于使得我们的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挫。06年下半年，终于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制造业危机。由于制造业利润颇低，于是乎从制造业拿出大量的钱不做，跑去炒楼炒股、红木家具，终于导致06年的泡沫。

请记住郎教授名言，只要你在中国看到的泡沫，一定是一个更大危机的前兆。06年的泡沫，所象征的危机，就是08年6月份广东、江浙制造业百分之二三十倒逆的前兆。去年前年，你们亲身经历的泡沫，他们所象征的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病入膏肓。中国经济恶化的速度，从来没有如此迅速，改革开放来还是第一次。


作者:leftwall 时间:2012-8-28 13:08
经济不会倒塌，只会侧滑~
作者:jeffhu2006 时间:2012-8-28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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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心结 时间:2012-8-28 14:45
呵呵，我还是持悲观的态度，这家伙只是出来试探口风的
作者:wanghejin 时间:2012-8-28 15:42
危机好，危机了，上面束手无策了，真正的经济学家有效的改革策略才可能占领语言阵地。
早死早托生。
其实倒不是御用文人没有足够的智商，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是被迫选择性思考。
只有外部矛盾积攒到无法拆解时，才能迫使人们选择真理。
作者:everfree 时间:2012-8-28 19:29
创新是在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自由的思想不断尝试、不断突破的过程，它的失败是大概率事件。我们的社会文化，自古以来都是成王败寇，这个成王败寇的社会文化对创新产生了潜在影响，要推动我们国家的创新活动，需要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失败者也是光荣的，因为你们已经尝试过了，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了，无论成功与失败，你们的生活和那些平庸者将是不一样的。
作者:芳草碧连天 时间:2012-8-29 19:30
别人做出什么我们再去做，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这才是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三千年想飞天到现在才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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