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后期、有了老婆

9、被迫离校

1966年2月份，宁静的校园开始出现动荡。

不久学校停课，我恋恋不舍地把所有的笔记本、作业本整理好，装了满满的两个纸箱，捆好，放在自己的床下，期望有一天还能用上。

同学们很快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揪斗、抄家学校内已经定性的教师——即所谓的“落水狗”。

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如何对待学院党委有两种意见，于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个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我对自己约法三章，即不随意表态；不轻易参加哪一派；不参加辩论。

同学们陆陆续续地搬进了观点相同的宿舍；原来六个同学住的宿舍，只剩下我一人。

近来总有我熟悉的两派同学找我。一天，一个要好的同学（一派的头头之一）悄然来到我的宿舍，告诉我：“对待学院党委是大是大非问题，每个同学都必须表态；要么是革命派，要么是保皇派；没有中间派，更没有逍遥派。潘玉洪，我们俩是好同学；你要认真考虑，尽快表态。”这一晚，我失眠了。到底怎么办？参加哪一派？回想起学校近期运动中的一幕幕。。。。。。

开始，我每天从大字报中抄写领导人讲话，尤其是最新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回到宿舍，找认识的同学借刻字用的钢板、铁笔和蜡纸；刻写后，再送到同学处，用他们的油印机和纸，100份归我，其余全部归他。我拿回宿舍与其他同学交换传单，或钢板，铁笔，蜡纸，白纸；后来，还换到了一台纱网破了、到处漏油的破油印机。

我每天早早地到报社找认识的老乡要传单。由于我刻写传单的内容最新、翻印的速度最快，版面整洁、字体工整，来换传单的两派红卫兵都有、且日益增多，不仅换了几筒蜡纸和上万张白纸，还换了一台比较新的油印机。我的这间宿舍，俨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斗队。

8月底的一天上午，我竟然违背了自己“不参加辩论”的约定，在操场上与一派的小头头辩论起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辩论的越来越激烈；在对方词穷理尽之时，一位跃跃欲试要动手，我立即涨红脸、咆哮起来：“你敢动手，只要打不死我，我一定报仇！”经几个同学的劝说，各自离开了操场。

午饭后，一个要好的同学冒着“叛徒”的风险，到宿舍告诉我：“派头头刚刚开完会，今天晚上到宿舍里抓你，打消你的嚣张气焰！”他接着说：“你现在有三条路：一是现在公开表态，参加我们这派的红卫兵；可是，这个时候不一定批准你。二是参加另一派，立即搬到他们的宿舍，再不要轻易、独自出来。三是立即离开学校，可能已经有人跟踪你；近期不能回校。”

“他们抓到我能怎么样？”我迷惑地问。

他说：“你不是说要报仇吗？”

我点点头。

“把你‘请’到一间宿舍，你刚一进屋，一件衣服就蒙在你的头上；接着一顿暴打！你知道谁打的？又能知道打到什么程度？也许你只能‘身残志坚’了。你能到哪里，找谁说理啊。”

我再三谢谢他。

下午1～2点钟，正是校内人少、寂静睡觉之时，我身穿运动服、脚穿运动鞋，手里拿条毛巾，俨然一副跑步锻炼身体的样子。特意在大操场上跑了几圈（其实，我在观察是否有人跟踪我），感到安全时，又慢慢地跑上校内的林荫道；继而飞快地狂奔离开学院的西大门，直奔13路公共汽车，心惊胆战地到了报社（后来返校，我的宿舍一片狼藉。抄走了没有观点的油印机、白纸等，造反派把气全部撒在我的笔记本上，把他们撕得体无完肤；假如当晚抓到我，后果就可想而知了！由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报社老乡安排我帮助分发传单。这个时候参加红卫兵组织已经没有政审，不看成分了，只要愿意参加就行；使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