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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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一个人类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军攻陷了南京，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开始了野蛮的杀戮、抢掠，女性在这期间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这些已经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了。
但人们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实感受？她们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无情的战争机器碾来之时，有没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争？值得庆幸的是，在留下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性文字记录中，有两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国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国的程瑞芳--用日记记录下在女性曾经面对的最野蛮暴力侵害，以及她们对生命的感悟，她们的战争观和民族观，也记下在这一期间聚集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女性们曾经如何互救于自救。
1946年4月8日，71岁的程瑞芳亲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女性们并非没有反抗，只是她们个人纤细的力量难以和集团式兽行相抗衡。当年只有14岁的屈慎行老人曾和妈妈、婶婶等一起在金女大避祸，她回忆道：“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几个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声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当时许多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年轻妇女被拖走。过了几天，有20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着走的。她们是被卡车拉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逃跑，也是一种反抗，魏特琳日记中也记录一些姑娘如何机智地逃离日本兵的魔爪，逃到金女大校园来。还有更激烈的抗暴，魏特琳日记中，曾纪录一位何先生因为不愿太太和女儿受辱，杀死了日本兵，一家人逃亡。
日本士兵在金女大的性暴力大量是分散发生的。有时一个，有时二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就在金女大校园直接施暴。魏特琳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中立国国民的身份不停地驱赶和一次次到日本领事馆抗议。程瑞芳陪伴着华小姐，在12月15日的日记里，她记道：“昨晚华（小姐）、我坐到十二点钟才睡，怕有兵来，”。12月19日：“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华小姐正在鸡子处，因有兵要鸡子，若是不为鸡子，华小姐早到，此女不会受害了，等华小姐到此迟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流泪，你们想想苦不苦，华（小姐）要忙死了，累死了。因为一日来数次，又不是一两个兵，大半五六个，两个在这里，两个在那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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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的日记里，也多次记述了这样的抗争生活，如：“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上午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赶走，从校园的这边跑到校园的那边。我去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已有两名日本兵上了楼。我赶到教工楼，看到一个家伙站在538号房间门口，另一个家伙正在强奸一个姑娘。我的出现和手里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几乎每天魏特琳都在奔跑救急中度过，许多天她们都是和衣而眠，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但仍然防不胜防。白天因为有魏特琳把守学校大门，尽管日本兵对她心存仇恨（包括打她耳光以泄愤），但毕竟还是有所顾忌。于是日本兵改变做法，晚间爬墙进金女大“摸彩”，他们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称为“摸彩”。
目睹日军对自己同胞的暴行，程瑞芳无比悲愤，她在日记写道：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 “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日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踏〔蹋〕，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可恨!”
然而，为沦陷区妇女提供救助的，不仅仅是魏特琳一人，许多中外妇女伸出援助的手，一些零星的救助款，不断寄来（包括那作为小额贷款的50美元），中国妇女之间也没有停止相互救助，如金女大的青年教师布兰奇（邬静怡），林弥励为建议成立难民班妇女互助的合作组织--“金陵妇女互助会”，都提供了资金。良知与正义，善良与智慧在浓得化不开的血腥中，像星星点点的野花悄悄地开放。金女大的中国员工和外籍教师一道，为难民所的姐妹和孩子们献上了自己的爱心，上演了一出救助与自救的动人活剧。
